故事的隐秘招式 于文舲
世界上的故事有千种万种，但对于会讲故事的人来说，总是万变不离其宗。这个“宗”，就是构成故事的要素和方法。就像一个魔方，表面完全打乱之后，内里还是遵循它自身的一套规则。必须摸清它的门道，才可见招拆招。再进一步，才能形成更加自如、更难被拆解的高级招数。王小枪讲述这个千里寻妻的故事，就是一次摩拳擦掌的操练。他用颇为标准的一招一式，搭起故事的骨架，并赋予它丰满的血肉。
第一招，重复。从最古老的故事开始，重复就是它的特征。最初的重复往往是无意识的，它意味着心理上的熟悉、安全和文化上的循环往复、因果报应。在故事向小说发展的过程中，重复才逐渐成为一种招式，成为小说叙事的方法和腔调，成为小说意义结构的一部分。在《千里走双骑》中，重复集中地体现在引子以及引子与小说整体的关系中。“李跑跑”这个名字，既是“我”的，也是太爷爷的。还有不停跑路的命运、酸菜汆白肉的手艺和经营店铺的家业等等，都是祖孙两代人身上重复出现的要素。这使小说产生了命运的意味。此外，正因为“我”与当年那个真正的李跑跑之间有太多的相似，以“我”的讲述引出故事，就为小说奠定了一份若即若离的语调，既亲近，又不乏年代感和神秘感。这很容易让人想起莫言小说中的“我爷爷”和“我奶奶”（《红高粱》），在叙述语调的营造上，它们异曲同工。不同的是，“我爷爷”和“我奶奶”主要作为小说的形式要素，“我”虽始终身处其中，却只充当叙事者，与故事拉开距离；而王小枪笔下的“我”和“太爷爷”，则是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得益于对重复要素的运用，“我”从一个看似可有可无的引子，进入到了某种宿命之中。跑路、寻找、回归，因此成为宿命，也成为故事的主题。形式与意味的混融，让小说更加贴近了古老的故事。
第二招，耽搁。这主要关乎情节和布局结构。由讲故事演化而来的小说情节，有它自身的建构方式，俄国学者普洛普归纳出了民间故事的三十一种功能（构成故事的稳定不变的要素，称为“功能”），而若再要简化，再向规律迈进一步的话，我们可以说，所有的故事都由叙事动力、叙事阻力构成。对于《千里走双骑》的主人公李跑跑来说，动力和阻力都很明确，前者是寻妻、寻求团圆，后者就是接踵而来的麻烦与意外，比如失散、误会、战争、迷路等等。动力贯穿全篇，阻力千变万化，这在保证小说整体性的同时也最大限度地凸显了丰富性，让人时时感到出乎意料、应接不暇。动力和阻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就是耽搁。在每一个即将达成目标的时刻，阻力便出来节外生枝，它把一心寻妻的李跑跑耽搁在车站、监狱、客栈、土匪窝以及全国各地，唯独不让他轻易接近目标。这又决定着小说的叙事节奏。这是标准的故事的讲法，最基本的招式，也是最具力道的。这构成了故事的骨架（结构）：每一次的耽搁，都包含着向目标靠近的努力，而每一次的节外生枝，又都是对目标的偏离。偏离与纠偏，最终将线性展开的时间和事件编织在一起，编成一个故事的花环，它本可以无限地延展下去，无限地接近目标而不到达，也就将无限广阔的大千世界席卷到主人公的命运线索中来。这有点类似民间故事的生命树结构。而最终，王小枪给了这个故事一个人为的结束——大团圆——或许有些过分戏剧化的嫌疑，但是应该承认，对于秉承故事精神的小说，这个结尾又是最恰如其分的。
第三招，传奇与通俗故事要素。这就是故事的血肉，它附着在骨架之上，其实在第二招中我们已经涉及到了这个问题——当主人公暂且停下追寻的脚步，其间耽搁的部分，该由什么填充起来？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小说的品质、凸显出作者的趣味。王小枪选取的内容，都是非常典型的故事要素，可读性强。它们带有强烈的传奇色彩。一是奇境，比如以耳朵作货币的耳朵村、充满奇形怪状花木鸟兽的深渊、土匪聚首的黑风寨、监狱、贫民窟等等；二是奇人，比如精通绘画和机器零件的呆子朱立业、掌握解药的小矮人土豆、徒手杀死野兔的老头朱老四、颇具侠气的女盗贼“小包袱”，以及军阀和姨太太、特务、传教士等等；此外还有乔装、追捕、计谋、胁迫、逃离、错认、失踪、破获秘密等通俗故事要素，使小说环环相扣，充分调动读者的阅读冲动。对于故事来说，这种冲动本身就是意义：它唤起读者对人物命运的关切，同时，以虚实相生的人、事、物满足读者的好奇心，弥补人类经验和认知的局限。——哪怕只是想象和虚构的弥补，也正如略萨所说，“虚构不是经历的生活，而是用生活提供的素材加以想象的心理生活；如果没有这种想象的生活，真正的生活就可能比现在的状况更加污秽和贫乏。”
王小枪用他的故事，从现实生活所包含的单调和贫乏中挣脱出来，又用一种自觉的幽默，瓦解了民国时期（小说故事发生的背景）、杀伐之间真实存在的苦难和悲痛。但是，整部小说阅读下来，我们再次回到开头那个叙事腔调的问题上，就会更加坚信，它最纯正的腔调并不来自民国，也不来自所谓的“黑色幽默”，而是来自故事本身。这是它娓娓道来的第一句话便已奠定了的，更是一以贯之在故事之中的——故事的骨架、故事的血肉，乃至故事的意味与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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