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红小兵
姜德照
出生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人，对扎红领巾的那些事儿大都印象深刻。那时的大人说我们是“长在红旗下，生活在蜜水中的一代人”，而我们人生理想的起点，就是当一名红小兵（以后叫少先队员）。
我们是唱着《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长大的，尤其是每年一到“六一”，“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的旋律就在耳畔循环响起。我是上世纪70年代初上的小学，电影《闪闪的红星》里的潘冬子是我们的偶像，潘冬子就扎着红领巾，他还有一杆红缨枪，那个形象，大概没有哪个男孩子不向往。
小学一年级，我加入了红小兵，过“六一”时，学校发了一条红领巾。我特意比较过，我的那条，颜色比别人的要深，是深红色。每天上学前要扎红领巾，要扎得好看，对小孩子来说也不太容易，自然，女生扎的总比男生的漂亮。为了让红领巾不皱巴，几乎每天晚上，我都把红领巾小心翼翼地叠好，放在枕头底下压着，第二天早晨上学前，再郑重地扎在脖子下。我扎的红领巾，那个三角结很大，走在路上，红领巾在胸前飘着，我感觉自己也要飘起来一样。
每年到了“六一”，学校和班级都要搞活动。这种活动，只有红小兵才有资格参加。班里不是红小兵的同学，除了极个别调皮捣蛋的男生，就是家里成分不好的。班上有一位学习成绩最好、长得很漂亮的女同学，性格也很恬淡。一晃四十多年过去了，我迄今也忘不了那一幕：我们在教室里举办“六一”活动，不是红小兵的同学都起身离开了，只有她，静静地坐在位子上，那双美丽的大眼睛，满含羡慕和哀怨，怔怔地望着我们。我不经意间回头一瞥，恰好看到了她的眼神，这一眼，终生难忘！
那一年，我们不过是十岁左右的孩子。就因为她的家庭成分是富农，哪怕她再优秀，也是无缘红领巾的。小学毕业后，她就回家干活了。我读大学时，她已经早早嫁人了。
红领巾是红小兵的标志。谁要是犯了错误，最重的处分就是没收红领巾。记得我有一次违纪，红领巾被班主任没收了好几天。老师警告我：你再不改正错误，没收红领巾就是你人生一个大污点。老师这句话像块沉重的大石头，在我心头压了好多年。
考入福山一中后，初一这年的“六一”节，是我度过的人生最后一个红小兵节日。当天下午，班主任带我们去了福山城南的青龙山，在山顶的平地上，全班同学一起做游戏，拔河时，大家热火朝天地加油，有的同学还顺着碎石滑下了山坡。晚饭时，学校给我们改善生活，吃了一顿酱肉馒头，饭后就在福山一中老校园的操场上，为我们放了一场电影———《红孩子》。
热热闹闹的一天之后，扎红领巾的日子就到此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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