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高估的人性
□杨时旸/文
最终，一切都变了，有人死去，有人逃离，有人背叛自己。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驴得水》根本不是喜剧，虽然它遍布笑料又荒诞不经，但它背后埋藏的惨烈和绝望都令人心生寒意。
所谓黑色幽默，最重要的部分是黑色，幽默不过是个手段。人们笑得多激烈，那黑色中的残忍就有多浓稠。
1930年代，几个乡村教师为了能拿到教育部的拨款，臆造了一位叫做吕得水的教师，以他的名义多要一份薪酬，以维系这个凋敝村庄仅有的学校得以运转，其实，这个名字不过是个谐音，他们只有一头为自己担水的驴。
教育部专员要前来视察，他们为了掩盖一切，开始了一段啼笑皆非的撒谎和编排，最终，把一切引向了崩塌。《驴得水》的人物设定很有趣，每一个人物代表着一个面向的群体。
校长是理想主义者，本分的裴魁山老师是现实主义者，唯一的女老师张一曼是个逃逸者，在这处无人问津的村庄她表演着放荡，青年老师周铁男是个莽撞的热血者，而校长的女儿是个单纯的、对系统仍抱有希望的改良主义者。
但最终，所有人都走向了自己的反面。
这故事前半场的铺垫与暖场慢热而松弛，后半段有关人性倾颓的展览却迅猛又惨烈。它有着对折式的结构，前一半多么欢腾，后一半就有多么绝望，从某个角度上说，它有点像那部脍炙人口的意大利电影《完美陌生人》，以和美开场，以崩溃谢幕。
最初，一切都能默默地顺利推进，不过就是因为所有人都在按照潜规则行事。校长知道必须虚构一份空饷才能维系自己的理想，员工们明白必须维护这个谎言，才能保住自己的饭碗，教育部也清楚，这地方根本就没有什么吕老师。但大家心照不宣，事情就显得圆满而顺遂。但专员前来视察可能会戳破微妙的潜规则。从此上演了一幕两套规则之间的鬼魅缝隙如何吞噬人性的戏码。
外部对于平衡的打破一共有两次，一次是专员来视察，一次是捐款的美国人亲自到访。
第一次之所以最终以平和收场，是因为人们又一次默认了那个潜规则。经过鸡飞狗跳的试探之后，进行了一次利益再分配，教育部拿到了美国人的捐助，专员自己截留一部分，分给乡村教师一部分，对公有交代，对己有实利，一切重归平衡。
但第二次不同，美国人非要看看真相，让一切都见阳光。但一群只能在潮湿阴暗中才能存活的生物，就此注定了悲剧的下场。所以，一群人即便合伙欺瞒，最终还是露了馅。
而在这场表演和博弈中，我们得以见证了美好的初衷如何被人性之恶所牵制，在外部压力下，人如何突变成恶魔和奴隶的全部过程。
那个外来的铜匠，最初被当做道具和策略，用以临时扮演吕老师。临走时，校长给他几本书，告诉他“有教无类”。原本，校长觉得这种启蒙的星火或许可以唤起一个底层者向上的心智，但最终，却意外点燃了底层中最恶毒的部分。
他没有变得如同人们想象中的知书达理，却愈发虚伪、贪婪、狡黠又残忍。当他得知了自己被戏弄的感情之后，瞬间从温顺又质朴的底层者蜕变成一个狂躁的暴君，他要人们辱骂、殴打与自己有私情的张一曼，进而要求人们把她的头发剃光，而他赖以实现这份暴虐又可以恣意妄为的，不过是因为他攥着所有人的把柄，他借由权力系统和他人的枪，让理想主义的校长操持起剪刀，让老实本分的裴魁山喷吐出最恶毒的脏话，他瞬间毁掉了一个女人的尊严，让原本活泼开朗的张一曼遁入疯癫。
在这个过程中，热血的周铁男第一次见识了子弹的呼啸，他曾经的强硬瞬间瘫软，迅疾转变成一个比其他人更圆滑和奴性十足的帮凶，他让自己变得麻木又刁蛮，自嘲着过去的幼稚，并给自己的转向寻找借口与合法性。所以，未经严酷考验过的人性光辉，都是表演。而那表演往往一击即溃。
他们每个人都曾阳光又上进，如今都变得面目可憎，如同画皮蜕掉了伪装。最初，这群人不过都秉持着美好的初衷，但却引发了最悲剧的结尾。
最终，一切是被一个外部力量打破的，一个粗蛮的无产者——铜匠的妻子，以维护个人私利作为目的，却意外导致了一场系统性阴谋的破产，它成为了一道微妙的隐喻，有关革命行为和正义行为的初衷，或许不一定具备多么宏大的缘由。而有些阴谋被拆穿，有时却也因为偶然。
当所有人都走向自己厌恶的反面之后，一直笃信改良的校长的女儿也对一切丧失了信心，她成为了革命者。而最终，校长仍然是校长，学校也仍然照旧运作，即便以人命作为代价，一切也似乎从未被真的撼动，这才是最深邃的悲哀。
这个故事中，有两个隐匿的角色：那头驴和从未出现过的学生。前者叫嚷几声，最终被杀掉，而后者从未在场。他们像漂浮的幽灵，无辜又缺席地俯视着这一切荒谬、热烈又虚无的东西，慢慢生发又旋即坍塌。
从故事的荒诞性，黑色幽默的表达方式上来说，这部毫无明星，制作又谈不上多么精良的电影总让人想起那部陈建斌导演的《一个勺子》。只不过后者是个当代故事，而《驴得水》发生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但其中那些人心人性中的荒芜和残忍，某些系统性的冷漠和麻木却跨越时空达成了一次微妙的呼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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