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阅读史的重要部分
陈蔚文﹙作家，现居南昌﹚
迷台港文学很多年，它和张爱玲、郁达夫等民国时期作家的作品以及一些西方文学，同构了我的早期文学启蒙。
早年邮购过不少《台港文学选刊》，与该刊主编杨际岚先生有过通信交往。还邮购过该杂志编选的短篇与散文集子，短篇小说集叫《盛世恋》（取自黄碧云的一篇小说），散文集名《黄昏开始下的雨》，里面有余光中等人作品，非常喜欢，看了多遍。此后，陆续买过《台湾现代诗选》《台湾小说选》等书，这些书对我理解“汉语之美”的影响颇大。
不知哪年前，《台港文学选刊》开始变味了，愈来愈通俗，离当年那份纯粹的文学性日远。之前它的好看在纯粹，从那些篇章中，我读到了香港女作家西西，她被喻为“香港的说梦人”；读到了以“说书人”自居的台湾作家张大春，后读他的《聆听父亲》倍感亲切；读到了台湾女作家曹丽娟，读到了台湾才女钟玲，其散文写得俊逸灵异，她是导演胡金铨的前妻；还知道了李碧华，黄凡，张国立……那几年，对二十岁出头，正沉迷于文学的我来说，阅读港台文学如逢盛宴。
台港文学绝不是人们通常以为的只有琼瑶亦舒古龙金庸（他们当然也将台港文化的“入世性”推向了高峰），也不只有励志类大师，如刘墉、林清玄等，又或是倪匡，蔡澜。台港还有一批纯文学意义上的写作者，他们笔底对人性的至察，语言的老到，对叙事的艺术追求，毫不输于大陆某些耳熟能详的知名作家，甚至比不少名作家更好，虽然他们在内地门庭冷落。
当然也有些文艺腔在里面，不过正好迎合了我的青春。那种文艺，不是浮浪的，因着贴合着作品，反成为一种特别的表述方式，也对我那时的写作产生影响，使我确信——对语言的讲求，是一个写作者的基本道德，也是对汉语之美的致敬。
之后有若干年没怎么读台港文学了。某个夏天，彼时在上海工作的我坐轻轨回家，买了本《三联生活周刊》，看到记者马戎戎写有关香港书展的一文：董启章是香港地区30多岁纯文学作家里目前最有代表性的一位，梁文道说他的小说充满卡尔维诺的味道。董启章1967年出生，1994年就获得了台湾地区联合文学奖新人奖的首奖……
董启章的小说都在台湾地区出版，因为香港地区已经没有出版社愿意出版长篇小说。他的《天工开物·栩栩如真》在台湾地区的版税每本可以拿到10块钱，卖了5000本左右，这样，董启章今年大概可以拿到5万块港币。而在香港地区，大学毕业生的起薪就是每个月1万块港币。
“以前我以为只要努力写，生活就有所回报；但现在，写作不能赖以回报。”董启章说。1997年以前，还是单身。1997年，他结了婚。夫妻俩在偏远的粉岭买了一所小房，生了儿子，生活日见拮据。 2003年左右，他发现自己辛辛苦苦也只是在还房贷利息，就差点把房子又卖了。
有一度，他似乎找到一种平衡生活和写作的方式，他开过一家公司，教授创意写作，给中学生们讲课。
传统的出路已经很窄了……比起董启章，骆以军们的生活也好不到哪里去。骆以军和朱天文是好朋友：“10年前认识天文和天心两姐妹时，知道她们过的其实是非常清苦的生活，生活非常朴素，和侯孝贤的合作关系并没有帮她赚钱，甚至她借钱给导演。”
对于董启章来说，作家在香港反正一直没有地位，所以他的压力仅仅来自经济。但是在台湾地区，作家曾经是一个光环，所以骆以军们的压力，不但来自经济，更来自心灵。双重压力下，骆以军自称为台湾地区文坛“五年级生”的同代作家，纷纷垮掉了。
“孤独”成为骆以军和董启章共同的感受。董启章写道：“我们就是在这形同太空漫游的状况下写作──看不见目标，看不见来处，看不见同伴，也看不见敌人。而又因看不见空间和时间的坐标，而不知道自己究竟是在前进、后退，还是原地踏步。在辽阔无边的黯黑太空里，仿佛只有自己一人。”
内地市场会是作家们“好起来”的灵丹妙药么？在香港作家和台湾作家看来，余华《兄弟》的销量是一个“神话”。从董启章到谢晓虹，他们正在试图与内地出版社联系，他们都看到了：“我们最大的市场还是在内地，我希望有一天旅客来香港，不仅是买衣物、买珠宝，还有买书！”
这一看，坐过了站，又折回赤峰路站。晚上在博客里一字一字打下这专题里的段落，因着曾对台港文学的感情，以及看到这些段落时的震动。
再一次看到《台港文学选刊》是在一个秋夜，我抽过一本杂志当睡前读物，从一堆小品文般的杂乱文字中看到台湾女作家袁琼琼（她现主要从事编剧）的小说《两个人的事》，将两个陌生男女间偶遇后的心理写得精确细腻，恍然一下找到多年前阅读《台港文学选刊》的感觉，那种会心，认同，迫不及待……，不知道是因为当时的工作与生活使我有好一阵没怎么认真读过好东西（那时读得最多的是各类时尚与女性刊物），还是因为安静的秋天夜晚使人容易进入一篇爱情小说，总之，我感觉到了愉悦——好的阅读带来的那种充实，美妙。
再之后，知道一批港台作家进军内地颇为成功，包括在《三联生活周刊》采访中说“好不到哪去”的骆以军，以及朱天文、张大春、唐诺、梁文道，都算在内地蛮红的了，但还有更多的港台作家并不为内地读者所熟知，比如胡淑雯、刘梓洁、张婉雯等。读到他们时仍有惊喜，喜欢他们作品中的那种将西化的开放叙事与中国文学传统结合的异质感，“既是我们的一部分，又是‘他者\’。通过互相观看，弥补各自知识体系里的空白。”
无论如何，每每看到眼睛一亮的港台文学作品，总会不由想到，它曾是构成我个人阅读史的一个多么重要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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