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里红烧排骨香 □郭文杰
母亲做的红烧排骨真是一绝，不光我喜欢吃，妻子和孩子也喜欢。我不善于奉承，也不执著讨好。母亲在故乡的砖瓦厂食堂里，工作了三十年，一般的炒菜根本难不住她老人家。在厂里领导的印象中，她就是一个多面手，上至工地搬水泥，下至食堂煎炒炸，样样精通。
母亲做的红烧排骨，更加倾向于色香味美，更加讲究的是吃到嘴里、化在心里。听姐姐说，母亲的这门手艺，是从已故食堂主厨党爷爷那里学来的。听母亲的工友王姨说，那会厂里招待客人的菜都出自党爷爷之手。有一次，日本友人来厂里参观，宴请友人的时候，桌面上的压轴菜就是这道红烧排骨，友人吃了赞不绝口；临走的时候，还提议要见见党爷爷的真容。
党爷爷厨艺好，领导喜欢，只可惜是个孤寡老人，跟前也没个子女，平日里就是拿酒消愁，只不过稍不留神，这酒就喝得不省人事，电喇叭都喊不醒。
母亲那会儿还年轻，胆子大，做事认真，还多了那么一点细腻。一次，喝酒的党爷爷酒瓶子没离手，醉躺在厂里的砖窑门口。母亲最后一个离开食堂，路过砖窑的时候，听到如雷般的鼾声，走过去一看是党爷爷。听母亲说过，党爷爷的呕吐物弄得满身都是，恶臭熏得人直反胃，就像是从粪坑里捞出来的。
母亲没有顾及自己是女子，也没有多想男女授受不亲的半点尴尬，只是觉得这人要是不背回家里，一夜下来不是窜稀就是要命。好在人好天在看，半路上遇到认识的工友，大伙搭把手，一起把党爷爷抬回了宿舍。醒来的党爷爷，第一句话就问：“我咋回来的？”不知是感恩，还是愧疚，反正那次后，党爷爷向厂里领导打申请正式接纳母亲做了自己的徒弟。
听母亲唠叨过，说是做了徒弟，其实更多的是受苦。党爷爷不只是手把手教母亲做菜，还要求母亲每天用二十斤沙子来回颠炒，一天下来，手里的水泡就像无边无际的山包，满手都是。旁人看不惯，批评党爷爷：“我说党师傅，你徒弟是个女的，这女人又不比男人，你这要求太高了，谁能受得了……”党爷爷一根筋，他就是那赶不动的犟驴，不说还好，这一提醒，又额外叫我母亲每天从库房里背三袋白面。不过母亲没有半点怨言，无论啥都踏实去做，要不然，不可能学到党爷爷的一手绝活。
假期期间，我想吃排骨，就钻进母亲的厨房里，一本正经地想偷艺，不过母亲以厨房油大烟多为由，拦住了我，没让进半步。我不怪母亲，毕竟这手艺是母亲花了一辈子的心血学来的，要是别人都会了，那排骨香甜辣口的神秘和美味，也就荡然无存了。后来，母亲点到为止，说：“排骨味道的好坏，全都在于特别熬制的肉汤，而这份独特的肉汤，又是母亲当学徒学来的。”母亲的得意之作，也就是这份鲜为人知的肉汤了。
我外出工作，去了离故乡三百多里的灵丘。回家的次数和母亲头上的头发一样越来越少了，心里万分愧疚。心里放不下母亲，放不下母亲的红烧排骨，哪怕是在工作、在做梦。
假期回家，母亲问想吃点啥，我毫不犹豫提到了红烧排骨。除了喜欢吃，更主要是母亲心里最得意的，莫过于自己的儿子常常惦记的千里红烧排骨香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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