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俺村排年剧
都兴浩
上世纪70年代初，每年离春节还有两个来月的时候，牟平一带的农村几乎每个大队（村）都要着手排年剧了。在那个缺吃少穿、物资匮乏的年代，一帮土生土长舞锨弄镢的庄稼人，想排一出年剧，到底有多困难呢？就说说俺村的几样事吧。
找导演组剧团
那年冬天，下了头一场雪的那天，村里把排年剧的任务交给了团支部，要求排一出《红灯记》。剧本是村支书从公社文化站借来的———一本二指厚的16开油印大本子。剧本有了，到哪儿找导演呢？往年，都是邻村一个人帮俺村排年剧，可惜那人年初去世了。
团支部苦思冥想了好几个晚上，把村里凡是肚子里有点墨水儿的人都扒拉了一遍，还是扒拉不着。一筹莫展之际，民兵连长忽然想起来一个线索，说他姑姑村里有个刚退役的军人，姓王，在部队里是搞文艺的，据说排个戏什么的，小菜一碟。我们听后欣喜若狂，当即就让民兵连长带路，急三火四地去了10里地外他姑姑那个村。
当我们找到那位退伍军人老王，说明了来意后，人家当场就一口回绝了，说是他爹刚刚去世，他不能在这种日子里还去找乐儿。人家说的也是，按照当地的风俗，重孝在身，的确不便参与排戏这种事。
我们失望极了，怏怏而返。第二天，团支书不死心，一个人又去了老王的家。别说，团支书还真是有本事，天傍晌的时候，他就把老王领到了俺村。他先领着对方在村里转了一圈儿，然后领到了自己家。中午，他让母亲做了几个菜，饭桌上，我们和老王推心置腹，说了很多掏心窝子的话，直到把两瓶散装牟平白干喝了个精光。最后，老王含着眼泪抬起头，朝着自己村子的方向哽咽着说：“爹啊，儿郎不孝。人心都是肉长的，再怎么说，俺也得帮助人家排好这场年剧啊。”
老王上任了。王导演说：“要想排好年剧，一定得组建一个叫硬的剧团。”村支书也嘱咐我们：“今年咱村头一次排革命京剧样板戏，更得打起十二分精神来把剧团组好。”我们的剧团是怎么拉起队伍来的呢？
首先得找个贫下中农代表。由党支部指派村里一个50来岁、既德高望重又能说会道的老贫农来担任。这位代表除领导剧团的全面工作之外，还肩负“外交使命”：负责“送剧上门”，带领剧团到与村里建立了“友好关系”的村庄去交流演出，演出前，还要上台讲两句场面话。
剧团团长就由团支书来担任了。村里的民办教师、在邻村教学的公办教师，以及村里公认的会吹、拉、弹、打的音乐爱好者们凑成一支乐队。还得找一个美工。这个倒不用愁，村里恰好有一个会写毛笔字、会画画、干活又仔细的老艺人，他能拿得起这块活计。他的主要任务是画布景，演出期间，还负责指挥大伙儿挂布景、换布景、收布景等几样细活儿。还要找个描脸子的，就是化妆师。这活儿技术含量高，我们交给了村里学校的美术老师。描脸子的除了负责给演员化妆，还管着拉大幕。
还得找个管灯的人。我们让第二生产队的一名心灵手巧、会赶大车的中年汉子担任。管灯人的主要活儿是在剧团演出前，把戏台上的汽灯加油、点亮、调试好，演出间隙要给汽灯打气。除了干好这些要紧的营生以外，演出结束后，他还负责赶着牛车把布景、道具和大幕等家把什拉回村。跑零差的也得有。就是打零杂的，由村里两个干活儿舍得下力气的青年人来担任。
挑演员派角色
剧团的基本班底有了，紧接着就要挑演员了。这完全是导演一人说了算的事，别人插不上嘴。
王导演让我们领着他，到村里修水库的工地上去挑演员。那天，工地上飘着小雪，寒风在山沟里打着旋儿，风声凄厉。社员们忍着寒冷，正肩挑人抬地干着活儿。听到导演来工地挑演员的消息后，一些小青年和大姑娘的脸上露出了期盼的神情。看得出来，本来已有些疲惫的他们迅速调整了一下状态，各自表露着自己认为最优美的肢体动作。
王导演在干活的人群中走动着，寻觅着，当发现中意的人选后，王导演就会对那个人说：“你，明儿头晌（上午）到大队民兵屋子找我。”
天快晌的时候，王导演把所需要的演员全部挑齐了。他抬头看看天上的日头，转身准备离开工地。就在这时，三队的一个叫成子的青年边跑边喊：“导演同志———等一等———”
成子跑到王导演跟前，气喘吁吁地说：“导演啊，俺也要演剧。”王导演听后一愣：“你也要演剧？你想演个么角儿呀？”“俺会磨菜刀又会磨剪子，俺想演那个磨刀人。”“什么？演磨刀人？不行，磨刀人有人演了。”“那就演个日本兵吧，反正日本兵早晚都得死，多一个少一个都行。”成子用哀求的目光看着王导演。王导演犹豫了一阵：“好吧，那你就演个日本兵试试吧。”成子听后，高兴得“噌”地一下在地上蹦了个高儿，随即学着日本鬼子的腔调喊了一声：杀个鸡———！
第二天早饭后，被王导演选中的那十几个人都早早地来到了村里的民兵屋子，眼巴巴地等着。
当阳光洒在东山墙上时，王导演急匆匆地来了。民兵屋子一共有四间房，房子里没有墙壁间隔，四间房子东西相通。演员们靠着墙站成一圈，王导演环视一遍后，在屋里唯一一张为他准备的凳子上坐下，清了清嗓子，宣布开始派角色。他的目光在人们身上扫了一圈又一圈，终于，他把手指向一队的翠莲姑娘，说：“你，对，就是你，你出来。”
翠莲姑娘大大方方地走到屋子中间站住。“准备叫你演剧中的沙奶奶。下面你表演一段节目我看看，就表演‘忠字舞’———《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
翠莲姑娘听后脸一红，忙理了理头发，把胸脯一挺，挥动双臂撩开腿，边跳边充满感情地唱了起来。待翠莲姑娘表演完，王导演满意地笑了，说：“好，你及格了，沙奶奶就是你演啦。”继续派角色。“你出来！”王导演指着四队的大江喊了一声。大江有些拘谨地走到导演跟前，一声不响地低着头，抠手指甲里的灰。“抬起头来！”王导演喊了一声：“你演日本宪兵队队长鸠山。下面你表演个日本鬼子进村抓鸡的动作我看看。”“导演啊，你能不能不叫俺演鸠山哪？”大江带着哭腔说。“那你想演谁呢？”王导演问。“俺想演李玉和。”“想演李玉和？为么想演李玉和？”“导演啊，你不知道啊，俺都快30岁的人了，到现在还是光棍一条。俺想演李玉和不为别的，就想在戏台上打扮得飒飒利利，好说个媳妇哇！”听了大江的话，一屋子的人笑得前仰后合。
脑洞大开自制道具
角儿派好了，紧接着，王导演就安排演员各自为自己制作演出用的道具。演员们立马动手，各尽所能，八方求援，利用早起晚边晌午头空闲时间，风风火火地干了起来。
剧中用得着刀枪的演员，忙着制造刀枪。有的到邻村铁匠铺去，求爷爷告奶奶地跟打铁的讨来一窄溜铁片，回家后，用石笔在铁片上画出刀的模样，然后用铁凿子照着模样把刀凿出来；有的偷着把家里闲置的铁筲拆开、砸平，借把铁剪子，把铁筲皮铰成刀；还有的找来榆木棍子，挥动菜刀左砍右削，把榆木棍子削成一把刀。
造枪的演员更聪明，他们有的把掠海捡到的厚木板扛到木匠铺，瞅空用木匠的家什刻出把匣子枪；有的在家里用松木杆子刻出把长枪；最叫绝的是，有那手巧的，竟用黄油泥捏出了一把有模有样的驳壳枪。
皮靴也能自己造出来。演日本军官的演员需要穿一双军皮靴。那个时候，别说皮靴，就是布鞋，庄稼人有的也难穿上。不过，这事儿难不住那个聪明的演员。他从村里的供销社买回几管胶水，又到亲戚邻居家里要了些小推车轱轮的内胎，再把他爹平时舍不得穿的一双平口水鞋找出来，用锉刀将水鞋口的胶皮锉毛，涂上胶水，然后把同样锉毛了的车轱轮内胎涂上胶水，一圈一圈地沾到水鞋上。就这样，一双黑中透亮的胶皮军靴就造出来了。
李玉和的行头挺难造。先是那盏红色号志灯，就让演李玉和的演员熬了好几宿的灯。他做了拆拆了做，最后舍了舍痛，干脆把结婚时媳妇买的那把铁壳热水瓶给豁上了。他把热水瓶壳铰去一截，在瓶身中间开个洞，再把一只小铁碗镶进洞里，然后在洞口糊上红纸，呵，一只令人满意的红色号志灯终于造成了。
这还不算完，李玉和戴的大盖帽也要自己造。帽子好说，那帽子上的大盖儿咋整啊？这也难不倒“李玉和”。他把自己结婚时置办的一顶蓝色帽子找出来，把掠海捡来的竹杠劈开，挑出一溜削好。把削好的竹条圈进帽子里，生生将帽子顶撑起了一个圆圆的盖儿。然后，再找个罐头瓶盖儿，用剪子从罐头瓶盖上铰出一枚圆铁片。再用钉鞋的锥子在圆铁片上钻两个小眼儿，用黄色线将圆铁片钉在帽子上，当帽徽。你看，这顶改头换面的大盖帽还真像那么回事。
最不好造的是李玉和在刑场上戴的手铐和脚镣。手铐脚镣上的大锁好说，家里有现成的，可那铁链子上哪儿去找啊。“李玉和”里出外进地把村里几家亲戚和邻居都跑遍了，结果连个铁链子影儿也没看见。没办法，他又跑到几个生产队的饲养院里去找，终于，在四队的饲养院里找到了一条社员在石头窝子里打石头抬石条用的铁链子。热心的生产队长帮着把手铐脚镣造好了。“李玉和”戴上试了试，好家伙！身上背的那两道铁链子不算，光是脚脖子上拴的那股铁链子，就有10斤重！“李玉和”咬着牙吃力地向前迈一步，拖在脚后的那道铁链子跟着发出“哗啦哗啦”的响声。演鸠山的那个演员最有创意。他嫌自己剃个光头演鸠山不太像，就突发奇想，跑到邻村杀猪点，花3分钱买了个猪尿泡，回家将猪尿泡吹成个大气球，然后扎住口，挂在阴凉处晾干。把晾干的猪尿泡从扎口的地方平行剪去一截，剪成人头状的一个泡帽，然后把调成皮肤色的油漆刷到上面。等泡帽上的油漆干了以后，戴到头上一看，天哪，简直就跟鸠山的秃头一模一样。
民兵屋里灯火通明
那年，因为冬季修水库的活儿比较忙，演员们白天靠在生产队里干活，只能晚上凑在一起排年剧。场地就设在民兵屋子里。为了封闭效果，王导演让人把窗玻璃全用旧报纸糊上了。
晚上排剧，民兵屋子里灯火通明。锣鼓一响，孩子们把碗筷一撂，不顾母亲的阻拦，撒腿就往民兵屋子那里跑。虽然天寒地冻，但民兵屋子的窗户上那关不住的灯光，却把孩子们引逗得心里直痒痒。他们你挤我碰地趴在窗户上，急急地寻找着窗户上的缝隙，然后闭上一只眼睛，像瞄准打靶子一样，把另一只眼贴到缝隙上，用力往屋子里瞅。
这时，屋子里正在排演“王连举叛变”那场戏：鸠山凶神恶煞地步步逼近王连举，“年轻人，快讲实话，谁是地下共产党？谁是同党接应人？交通员藏在哪儿？密电码又落到了谁的手里？统统讲出来！”鸠山的话音刚落，忽听“咔嚓”一声，窗上的一页玻璃被孩子们挤碎了。
正陪着排剧的贫下中农代表一下子恼了，他气呼呼地开开门，呼喊着跑出去抓“凶手”，可还没等他靠近，孩子们早就跑得不见了踪影。
再有几天就要过年了，找一个白天，剧团进行最后一次彩排。早上，天上飘起鹅毛大雪。村里的大人小孩儿听说这次要“真刀真枪”地排剧，冒着雪来了，把民兵屋子围得水泄不通。这最后一次彩排，剧团加强了“防备”，把门窗用布景遮得不露一点缝儿。尽管这样，来看彩排的大人小孩儿还是兴致不减，一个个在雪地里边跺着脚边侧着耳朵听屋里的动静。
屋子里，演员们都穿上了正式演出的服装，化了妆，带上了道具。彩排“李玉和赴刑场”那场戏时，只见遍体鳞伤的李玉和戴着手铐脚镣，大义凛然地逼退两个日本宪兵，英勇不屈地唱道：“休看我，戴铁镣，裹铁链，锁住我双脚和双手，锁不住我雄心壮志冲云天……”
经过近两个月的排练，到了除夕那天，一台精彩的年剧就出炉了。大年初一，全体演员粉墨登场，向父老乡亲汇报演出。演出结束后，便由贫下中农代表带领，到友好村去交流演出。就这样，白天演，晚上演，一口气儿能演到正月十五，有时甚至能沥沥拉拉一直演到柳树开始发芽的二月二。
近半个世纪过去了，虽然老家的乡亲们早就不排年剧了，虽然人们已经不再为看场年剧而久久期盼了，但每到快过年的时候，我都会怀念排年剧的那些岁月，想起那些实诚人，想起那些有趣的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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