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啸过后 孩子被看不见的怪物谋杀了 | 有书看
今天，我们开始第5期「有书看·有话说」的征集，书目为《巨浪下的小学》。
在日本有记录以来的最强台风“海贝思”登陆时，东京附近的千叶又发生地震，鹿儿岛的火山也跟着爆发……
生活在日本，意味着要面对随时随地都可能发生的台风、地震和海啸。
有数据显示，日本平均每年地震10000多次，仅在东京，每年的有感地震就有40次。
对于这样一个多灾多难的国家而言，最近的大灾难就在短短8年前。而且那场灾难实在过于可怕，日本人对它的记忆也充满了痛苦，光是说出那场灾难都成了一件相当困难的事，因此日本人都语焉不详地把那场灾难称作“那一天”（あの日）。
那一天是2011年3月11日，日本发生9.0级特大地震，这是人类有记录以来的第四大地震，引发福岛核泄漏。而这场被称作“中国家门口的切尔诺贝利”的核事故所造成的伤痛，至今还无法消弭。
在日本东北部的大川小学，这种伤痛尤为深刻——这场灾难中共有1.8万遇难者，75个孩子在有老师的看护下仍然不幸遇难，其中竟有74个孩子都来自这所学校。
第5期书目：《巨浪下的小学》
新经典文化出品，2019年10月版
作者简介
理查德·劳埃德·帕里（Richard Lloyd Parry），英国著名驻外记者、作家，客居日本20余年，现任《泰晤士报》亚洲主编兼东京分社社长。
他本人关注日本社会议题，撰写了大量文章和著作，其中，《疯狂之时》（In the Time of Madness）被提名斯坦福·杜曼年度旅行图书奖，《吞噬黑暗的人》（People Who Eat Darkness）入围塞缪尔约翰逊图书奖长名单。《巨浪下的小学》因“文学性与新闻性高度结合”获福里奥文学奖，并出版日译本，法文版也即将面世。
《巨浪下的小学》被誉为“灾难新闻写作未来的经典”，获GQ、美国国家公共电台、亚马逊、《卫报》、《经济学人》年度好书。
书籍简介
一旦发生地震，学校就是全日本最安全的地方。他们有坚固的教学楼、频繁的演习和及时的预警，这些都使得学校已然成为安全的代名词。
但在大川小学发生的一切，颠覆了这个稀疏平常的认知。每个人都想知道，在日本全境其他学校都获救的情况下，为什么只有这个小学没有幸免于难。
客居日本20余年的英国记者理查德·劳埃德·帕里前往灾区，采访每一个幸存者，还原这场令人心碎的灾难全过程，挖掘出日本秩序井然表象下暗藏的致命缺陷——海啸并不是问题所在，日本本身就是问题。
《经济学人》曾评论道：“一旦发生不幸，有些社会的第一反应就是掩盖真相，对于这样的社会而言，《巨浪下的小学》是发人深省的一堂课。今年你再也不会读到比这本书更好的非虚构故事。”
精彩试读
大川小学。
五年级。
紫桃千圣。
但是在挤进体育中心的人群后，佐代美的大姐没有了自信。她发现有好几百人跟她一样，焦急地在一张张桌子、一个个避难所隔间和一块又一块布告牌之间搜寻。
几个小时过去了，她一无所获，有人建议她去另一个地方看看，孩子或许在那儿。想到这种可能性，大姐不由感到一阵恐惧，她没有勇气一个人去。她叫上另一个姐妹，一起开车去了那儿，那里的查询名单短得多，但只允许直系亲属进入。
于是，她又回去找到千圣的父亲隆洋，把自己的发现告诉了他。隆洋很快找到佐代美。她正待在厨房制作最后一批饭团。隆洋对她说：“孩子他妈，你准备一下吧。我们找到千圣了。”佐代美告诉我：“听到他的话，我当时就想动身出发。但我突然意识到可能需要为她准备点吃的，还要带些衣服给她穿，还有很多其他需要准备的东西，于是我又赶紧把这些东西都收拾齐整。”
可隆洋说：“你不需要准备这些。只要跟着来就好。”佐代美对我讲述这件事的时候，已经过去两年了。她还记得自己上了车，却完全不知道要被带去哪儿，只是坚信即将与女儿团圆。
让她略感讶异的是，车子没有在收容避难者的体育中心停下来，而是沿着山路开到一个她非常熟悉的地方—佐代美和姐妹上过的高中，如无意外，千圣也将在这儿读中学。“他们在那里设置了接待处，”她回忆道，“隆洋和我的姐夫站在那儿，好像在看什么文件。他们让我待在车里。”
佐代美偷偷溜下车，跑进了学校，走进体育馆。“30年来我第一次到那儿去，”她继续说，“里面放着桌子和椅子。他们用塑料板把体育馆的一部分隔开来。于是，我探头往里看，只见地上铺着蓝色的防水帆布，上面摆放着一具具尸体，都用毛毯盖着。”
这时一个男人向佐代美走来，手里还拿着一双鞋。“那人问：“有什么问题吗？”没什么问题。他手里拎着的是千圣的鞋。我看到鞋里写着她的名字，是我亲手写上去的。”
这时隆洋走进体育馆。他抱着一具尸体，并揭开了盖着的毛毯。“别过来。”他对佐代美说。
“但我能看见。”她对我说。她继续说：“他揭开了一条毛毯，接着点了点头，并对那儿的负责人说了些什么。看到这一幕时我心里想：”你点什么头？别点头。别点头。“他们不让我进去，但我还是冲了过去。千圣就在那儿。她裹在淤泥里，全身赤裸。看上去非常平静，就像睡着了一样。我抱着她，把她扶起来，一遍遍叫着她的名字，可是她不答应。我试着给她按摩，想要她恢复呼吸。可是一点用也没有。我擦掉她脸颊上的淤泥，又清理出她嘴里的脏东西。她的鼻子里也有淤泥，耳朵也是。可是我们只有两条小毛巾。我不停地擦啊擦，毛巾很快成了黑乎乎的两团。没有其他东西，于是我只能用我的衣服继续擦。她的眼睛半睁着——她睡觉时通常也这样，睡得非常沉时就会这样。但现在她的眼睛里有淤泥，而我既没有毛巾也没有水，我就用舌头舔她的眼睛，想要清除掉那些淤泥，可是我怎么也舔不干净，淤泥一直往外冒。”
今野仁美和丈夫浩行在接下来的一周才找到对方。她也是在那时放弃了希望。她已经在学校待了好几天，每天早上她都在清洗和辨认尸体，下午则在入釜谷的村公所里为其他避难者做饭打扫。她不知道要做些别的什么，因为她仍然在寻找她的孩子麻里、理加、大辅，以及公公和婆婆。仁美对发生的一切并没有心存幻想，她知道最糟糕的结果是什么样，看看周围就一目了然。但她仍然像其他身处同一境地的人那样坚持着，心中只有一个简单的信念：不论其他人发生什么事，她自己的家人不可能全部死去。但这事实上十分荒谬。这种感觉让人无法忍受，令人痛彻心扉，又如深渊般难以理解——同时也很傻。“我们都很好。不要担心。”地震刚结束时麻里这样写道。“我当时就想：“他们一定还活着。他们一定还活着。””仁美对我说，“我不能放弃。当通讯恢复时，我就开始发短信，一遍又一遍地打电话。”
仁美乘船前往大体育中心，并在那里找到了浩行。这样的重逢通常会被想象成释放情绪的喜悦时刻。可是这种情绪实在太浓烈，又掺杂了太多绝望。过去几天里，浩行已经相信自己失去了父母、儿女和妻子。当他看到仁美时，只是把已有的认知调整为：原来是失去了母亲、父亲和三个孩子。“我们当然很高兴见到对方，”仁美回忆道，“但是我们主要还是想着孩子。不找到他们，我就没法放松。”
仁美的丈夫没有像她一样逃避死亡。浩行参加了釜谷的搜寻行动，在富士沼附近寻找尸体，他的家乡间垣的很多东西都被冲到了这里。有一天，他们在湖畔发现了今野一家的顶部——二楼和屋顶，整个顶部齐整整地被巨浪卷到湖畔。一组人严阵以待，准备破开瓦片覆盖的屋顶。今野夫妇以为自己的所有恐惧都会变成现实，以为会在屋里找到家人的尸体。破开屋顶，大家看到榻榻米地垫还在屋里，除此之外几乎没发现其他任何东西。不过，他们还找到了理加的粉色凯蒂猫钱包和另一样非常珍贵的东西：一本放满了孩子小时候照片的旧相册。
海啸发生一周后，大辅的尸体最先被找到，接着是浩行的父亲。理加的尸体则是月底才找到，她死时距离自己的17岁生日只有4天。今野老太太和18岁的麻里则是在4月初被人发现。
大辅是在学校后面的山脚下被找到的，那儿距离交通岛不远，人们同时还发现了其他孩子的尸体。今野家的两个女儿和她们的祖父母在不同的地方被找到，从尸体上能看出他们生前发生的事情。今野老先生口袋里揣着车钥匙，他的妻子拿着一袋衣服，两个女孩则带着零食和手机充电器。他们当时正准备撤离，海啸袭来时他们或许正要坐进车里。他们当时也许还担心着大辅或仁美的安全，在逃跑前可能还等着这两人中的一个或两个回家。
仁美去高中体育馆看了大辅，发现他没有受伤。“他看起来就像正在睡觉，”她说，“如果我叫他的名字，他好像就会醒来一样。我还记得他的脸当时的模样。”但当她第二天再去时，情况却发生了很大变化，大辅的眼睛像流泪一样流着血。她把血擦干净，可过了一晚上又会如此，此后大辅的眼睛每晚都会血泪模糊。仁美明白这是因为儿子的身体内部发生了变化，但她同时也忍不住把这当成他的灵魂无处安放的象征，同时也是他极度渴望活下去的体现。
当时甚至很难找到一副棺材，海岸附近的火葬场几天来已经忙成一团。人们从几百英里外开车过来举行葬礼。仁美和浩行此刻急需干冰，一开始只是为了大辅一个人，接着是为两个人，最后则是为了五个人准备。一名殡仪员解释说一具尸体需要四片干冰——两片放在手臂下，两片放在腿下。但春天暖意渐浓，每片干冰只能维持几天。浩行开着车在附近转了好几个小时，最终在邻镇找到干冰——可当他下次再去时，就没有货了。在陆续发现五具尸体并将其火葬的这个月里，仁美和浩行每天就忙着想办法保护孩子和父母的尸体，防止其腐烂。
除了失去家人，今野夫妇还失去了家和家中的所有东西。忙着准备干冰和葬礼的仁美和浩行一开始跟上了年纪的浩行奶奶住在一起，然后搬进属于姑父和姑母的一幢空房子。对于他们以及学校的其他家长而言，最初几周感觉到的，更多是一种麻木的混乱，而不是无力的悲伤，徒劳地挣扎着在一团乱麻中保持清醒。
海啸过去大约一个月后，仁美接到了佐藤和隆打来的电话，她只知道这个男人是雄树的爸爸。
佐藤雄树是大辅最好的朋友和恶作剧玩伴。这两个男孩每天一起上学，一起练习柔道，一起在北上川钓鱼。雄树也死于3月11日。
学校的钟停在了海啸袭来的那一刻
此时，大川小学的惨痛损失已清楚无误。学校一共有108个学生。海啸发生时有 78个孩子在学校，其中74个孩子以及11个老师中的10个都不幸遇难。地震过后很多家长来学校接孩子，并把他们带到安全的地方。通过这种方法获救的孩子有浮津天音，她与大辅和雄树都是六年级班的学生。佐藤先生最近与天音聊了聊，他现在情绪激动，打电话来就是想跟仁美分享从儿子幸存的同学那儿听到的故事。
佐藤询问了天音在被妈妈从学校接走前的情况，也就是地震发生后到海啸到来前的那段时间。他的宝贝儿子12岁就死了，此刻他只想知道雄树生前最后一刻发生的所有事情。他当时看起来怎么样？他说了些什么？他害怕吗？
天音回忆说，当天教学楼晃动得特别厉害，但没有严重损毁，她还描述了孩子和老师撤离教学楼的情形，就跟两天前那次程度较轻的地震时一样。学生都按班级排好队。天音跟雄树、大辅和其他六年级的学生站在一起。
大家的名字很快核对完毕，孩子被告知就待在排队的地方。学校里马上响起警报和通知，督促大家撤离到更高的地方去。当时操场上很冷，但没有人走回教室或其他地方。大风吹来阵阵寒意，孩子开始有些焦躁不安。此时附近出现了一辆装有扬声器的面包车，扬声器里传出警报，告诉大家一场“超级海啸”正从海上袭来。
天音回忆起班长大辅和好伙伴雄树是如何向班主任佐佐木孝提出疏散建议的。
老师，我们到山上去吧。
我们应该爬到山上去，老师。如果我们待在这儿，地面可能会裂开，把我们吞进去。如果我们待在这儿，可能会死掉！
老师只是让他们安静下来，并告诉他们待在原地。天音的妈妈很快就来到学校，开车带着她匆忙离开了。这家人虽然失去了房子，但天音成了六年级班仅存的五个孩子之一。
佐藤先生的这通电话让仁美不由自主地浑身战栗起来。在这之前，她没有时间也没有力气去想这些——但此时听到的这个故事，就像一盏探照灯，照亮了一直在她因悲伤而模糊不清的脑海里若隐若现浮动的一些问题。从发生地震到海啸来袭的这段时间，学校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尽管她的儿子提了建议，大家却没有撤离到学校后面的山上？如果连他这种小孩子都能有这种预见，为什么他的老师没有？为什么他们和大辅以及其他人都会死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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