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从未“简单”过 □李晓东
在谈论“文明”二字的时候,我们究竟在谈论些什么?狭义的“文明”没那么复杂,也许就是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好像大家谈论这样的文明,就认为它很小、很细节、很何足道哉。但文明的养成,绝非朝夕之功,一个国家对于文明的培育,绝对是一项巨细靡遗的工程。
文明首先是一个教育养成问题。在我们的教育生态里,通常喜欢教“大人”做“小事”,教“小人”做“大事”。我们教成年人排队、教成年人不喧哗、教成年人让座,好像很难奏效。而在孩子很小的时候,我们就煞费苦心地教孩子舍生取义、教孩子救亡图存、教孩子宠辱不惊,好像也很难教。爱国教育当然应该提倡,但是这种事关民族气节的大事,孩子往往因为认知能力孱弱,也只能眨巴眨巴眼睛,听得云里雾里。或许,在教育规律上,我们拔苗助长了。咿呀学语的小孩子,也许应该少来一点民族大义,多来一点饭前洗手、饭后漱口,遵守秩序、令行禁止这种对公序良俗的尊重和良好的品行培树。否则,我们教得很累,他们听得也很累,最后徒劳无功、本末倒置。
文明通常是一个阶段性的问题。我们常常对日本的整洁有序叹为观止,其实让日本干净起来的主要原因,也并非东京奥运会、季风气候、人民素质,或者民族性,而是一场持续八年、声势浩大的“垃圾战争”。说得直白一点,若干年前,我们都一样“脏乱差”。早在1970年,日本教育学家高桥敷教授就撰写了《丑陋的日本人》一书,历数日本人乱丢垃圾、随地小便、从不排队和“在动物园乱喂长颈鹿”等不文明行为,跟当今的国内基本无差。随后,2000年,日本向不文明现象全面宣战,这场“全民战争”也让日本彻底洗心革面,奠基了日本的国际形象。几近严苛的垃圾分类制度就是当时的产物之一,诸如3R理念——减少使用(Reduce)、物尽其用(Reuse)、循环再造(Recycle)等一系列治理理念,自此便纲举目张、深入人心了。
文明永远是一个系统管理问题。一个没有红绿灯、斑马线的地方,很难实现人车分流；一个没有公共厕所的地方,很难不发生随地大小便。文明说到底就是一个秩序,排队是秩序、车来车往是秩序,公共空间讲话的音量控制也是秩序。是秩序就需要系统管理来维护,一个景区几百米只有一个垃圾桶,如若处理再不及时,那一定会造成乱丢垃圾；一个繁华商业区,没有人行天桥,人车混行,那必然会产生“中国式过马路”；大妈都爱跳广场舞,没有广场设施,她们就会寻空在小区里面扭扭闹闹。所以,“讲文明、懂礼貌”绝不能仅靠大标语、大喇叭、“大檐帽”,而需要针对可能导致文明失序的隐患,进行软硬件的补缺,最大限度降低人们可能因为主观以外的因素而导致的不文明行为。大到基础设施的配给,小到厕纸的充足供应,扎扎实实提升公共管理能力,而不能指李推张,把不文明的责任全部扣在老百姓的头上。
文明必定是一个制度设计问题。制度永远比人强。每个人都劝善、向善,当然很好,但是如若不然,就需要一套精心设计的制度,让人们不逾矩。所谓的制度,其实就是契约。公共制度,就是政府与老百姓的契约。新加坡、日本井然有序的背后,是严谨的制度设计和极为有效的激励手段。日本居民真的愿意这样劳心劳财的参与环保吗?真的就对事无巨细的垃圾分类这么不厌其烦吗?当然不是,原因是不这样做不行,你横行无忌就会有制度收拾你。地方政府大都规定了巨额罚款,“不法投弃”可能被处以2000到10000日元的罚金,你不想进行垃圾处理也可以,那你需要缴纳高额的费用购买自己的“随心所欲”。所以,拿好指挥棒很重要,这个指挥棒,就是制度设计。
文明最后才是一个自律问题。“贪嗔痴”是人的常态和本性,所有的管理都要基于本性,就像研究经济学,首先要把人想象成是自私、趋利的,如果没有这个前提条件,大家都是大公无私、襟怀磊落,那世间肯定就没有经济学这门科学了。有捷径谁不愿意捷足先登呢?有方便谁不愿意便宜行事呢?好处摆在面前,谁都会动心。动心的人,没有错,因为这是本能反应。最终,不为所动的,是自律的人、高尚的人,也是我们推崇的人。但,我们崇尚道德,绝不能“泛道德化”。把所有的人都想成自律的人,去进行制度安排,一定是南辕北辙的。我们尊重本性,并不代表认可本性。把克己自律、道德高洁放在最后,也并不表示不提倡,只是更加提倡科学和规律。做减法,有时候更能看清事物的本质。
作者单位:市委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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