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在大理 是“嬉皮”，不是“嬉皮”？
六的爱人阿雅抱着孩子站在田边。
六和在田边长大的孩子们。
院子，石头墙和养的鸡。
六和阿雅喜欢简朴的房子。
六是日本千叶县人，本名上条辽太郎，后来迁居到大理，人们称他为“六”。他在城市里长大，18岁和22岁先后两次离开日本，到澳洲、印度和中国旅行。他去不同的地方，遇到喜欢且适合的就住下来，依靠劳动和服务换取免费的食物和住处，用做农业的方式随遇而安地生活几年，一路上不停地学习技艺、融入当地的生活。22岁的那次旅行把他带到了大理，他一住就是七年。在大理，他采用自然农法进行耕种，结识了妻子阿雅，并有了三个可爱的孩子。他用最自然的方法教育他的孩子们。
“突然渴望脚踏实地地活着”
与六说话时的那种感觉不可言传。虽然六的汉语词汇不够丰富，表达间隙常有停顿与踟蹰，因此其话语通常呈现为一种破碎的、曲折的、断片式的状态。但他有一种语言天赋，能用很少、不断往复的词汇将意义导向至为幽微之处，那些断裂的句子也并没有失去它们的生命，其气息依旧彼此勾缀，连成一脉。
这让我想起六对于细菌的认识。他说，看不见的菌群在一段时间里相互影响，形成发酵食物特有的味道，这有点像人和人在彼此的气息里交往——我们带着各自的细菌生活，在某种契机下开始相处。六偏爱那些能够发酵的事物，人的意识、感觉、对过往的认识、人与人之间、人与事物之间，都在缓慢地发酵、永恒地生灭，这其中有一些看不见也说不清的事。
六相信这些，还有其中蕴含的力。所谓“力”，用六的语言来讲，就好比做东西的人与吃东西的人。做的人心里有一种爱，吃的人吃到一种味道，这些都是看不见的。但这中间有一种看不见的力，可以给人以能量。
我还想起六所做的音乐，他的音乐是有呼吸的。他常常为他的庄稼演奏澳洲的传统乐器迪吉里杜管。迪吉里杜管的声音来自一阵小型的风，从空心的核桃木长管中发出。六辨析风的来源，控制它的力道大小。这力形成了音乐。各式各样的迷幻电子乐和摇滚乐也曾让他抱住一股混沌之力，似乎可以抵抗些什么，但他抵抗的东西很缥缈，也许只是孤独感和被无形的条条框框困住的感觉。
六形容年轻时的自己“脚不沾地，有点飞”，某次从高处坠落的经历让他意识到了某种名为“隐喻”和“命运”的东西，他突然渴望脚踏实地地活着。如今他不再“抵抗”，学会了一个新的词语——接受。多年跨越国境的旅行让他懂得包容不同生活方式的重要，也教会他平和地面对不同的社会规则。
六反思说，也许每一代人反叛的都是上一代人建立的制度和传统，父母那一代反叛的东西经由他这一代的反叛又回来了。
【对话】
像嬉皮，但并非嬉皮
新京报：“如果抱着一个不好的想法死守在一个地方就太沉重了，而且总是待在一个特别熟的地方也不好玩。”你这样说过。但很多人是安土重迁的，而你虽然亲近土地，却并不对土地有执念，也似乎不对故乡有执念。
六：我在大理七年，时间越长就越理解这里。但七年的时间，对于理解土地来说还不够，所以需要更长的时间。我喜欢待在一个地方久一点，然后继续旅行。对我来说，总是在一个地方，就会失去新鲜感，我的性格里有这种需要新鲜的东西在。以前会有怀乡的想法，现在没有了，在哪里都一样。如果在日本，我的生活轨道就会固定下来，但如果在日本之外，我的人生中就有机会去不同的地方。我喜欢从零开始，不需要安全感与稳定的感觉，我“接受”这样的状态。但我不是说稳定不好，没有“好”与“不好”。我可以说“喜欢”或者“不喜欢”，但不能说“好”还是“不好”。当我想好与不好的时候，我的心会很累，会越来越窄。
新京报：你觉得大理是个怎样的地方？
六：日本和大理的差别是，大理很方便，有很多新鲜事物，几个月就有很大的变化。但在日本农村，好几年都不会有大变化，唯一的变化是老人的去世。在日本很舒服，有人们所谓的安全感，但在大理就没有这种安全感。我刚来大理的时候，人不多，很安静，但有一种刚刚开始要变化的感觉。只三四年，大理的人就多了起来。这种变化既有趣又乏味，但我的生活是不变的。
新京报：你说，如果想保持人的天性，得吃土里长出来的东西，它们驯化着我们的内在。但很多人并不会从精神上打量自己的食物。
六：如果我们吃自然的东西，心就会干净一点。如果吃了不开心的动物，人的心也会变得不开心，变得越来越复杂。这其中会有一些看不见的影响。我改变不了很多，但我可以把我自己种的东西分享给他人，分享这种幸福。
新京报：你相信一些看不见也说不清的事，在宗教里也有很多类似的相通的东西，比如基督教里的“上帝”，就是看不见的，它引起人的敬畏，指向一种信念的东西。你说，人应当被信念领着去和世界对话。你的“宗教”是否是一种万物有灵的宗教呢？
六：是的。比如佛教里的“佛”，它也是看不见的，它在我们的心里，但我们的“心”也是看不见的。所以我们应该敬畏自己的人生。我的宗教比较自然，日本有一种自然的宗教，名叫アニミズム（Animism，万物有灵），南美也有。宗教也没有好与不好之分，我们只需要有信念。我们拥有的不可能是一直成功的生活，不可能是一直开花的、幸福的生活，有时候我们受伤、生病、甚至自杀，会怀疑，为什么自己的人生是这样？我对所有都“接受”，还是需要“相信”。
新京报：很多人用“嬉皮”一词来形容你，你觉得自己是“嬉皮”吗？
六：我不是嬉皮。“嬉皮”是上世纪60年代的产物，他们反叛现实世界。我是一个比较随便、比较自由的人，喜欢自然，喜欢自己种地。有人说我是“嬉皮”，可能是因为年轻时嬉皮文化给我的影响很多，但我并不觉得自己是“嬉皮”。我与上世纪60年代的人很不相同，他们有明确的想法，反对越南战争等，而我并没有某种明确的理念，没有太多的意见。像嬉皮，但并不是嬉皮。
采写/新京报记者杨司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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