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亮手表的那张照片 □李卓奇
1958年，妈妈戴手表的照片。
妈妈离开我们快十年了，但她带我们兄妹俩照的那张亮手表的照片，总在脑海里晃来晃去。
前几天，我在收拾父母房间时发现了这块旧表，表盘已经模糊。拿到修表店请师傅看了一下，他很轻柔地上了发条，告诉我：这表有五六十年了，日本精工表，还能走，上劲时不要太用力。
于是我又找出父母旧得已快散架的老影集，找到了那张照片，仔细端详，那天去照相的情景渐渐明晰了起来。
时光倒流到六十年前，1958年夏日周末的一天，看着当时的衣着就更确定。推算起来，我四岁多，大妹妹快三岁，母亲那时算起来也就二十八九岁。
那天下班后，母亲和父亲带着我们到母亲工作的邮电局对面的百货大楼，花了108元，买了块日本进口的手表。晚上，我们吃了雪园馄饨和元宵，一家四口去照相馆照了张合影照片。这是我们全家在那之后的五年里最后一张合影，不久父亲就被打成右派现行反革命锒铛入狱，刑期五年。
摄影师傅跟妈妈比较熟悉，他看到妈妈才买的手表很兴奋，那时候有手表的很少，而且是日本进口的手表。他让妈妈给他看了看，还放在耳边听了听。拍照片的时候，他让妈妈把手表露出来，并设计了留在照片上亮手表的动作。照完照片临走的时候，母亲还和摄影师叔叔开了个玩笑，要在我娶他女儿当媳妇的时候，把手表送给新娘子当彩礼。
一九五九年国庆节前，妈妈最好的朋友张继文寄来一张她和孩子的合影，妈妈就找出这张照片的底片，送到照相馆用白化遮挡的方法洗了出来，爸爸的身影只留下了依稀可见的一点点，并在照片后面题了字“继文：一九五九国庆，离校十载彼此变化多大啊！看看孩子是这么高了！凤鸣59年”可能觉得写的不太好，就留下来了，估计重写了一份寄出了，就这样给我们留下了这张有母亲签字的照片。
那时父亲在劳改队服刑，母亲既要牵挂他，每月都要带我去毛巾厂的劳改单位去探视，还要设法送些鱼肝油和黄豆什么的。但是，她从来没有怨言，总是相信父亲是被冤枉的。这期间，母亲总是陪着父亲，向各级组织申诉，还要养活包括连户口、粮本和工资都没有的父亲在内的一家六口人。到1980年，父亲才平反落实政策，那时的母亲已近五十岁了。
看着照片中亮着手表青春靓丽的脸庞和笑容，我突然明白为什么她不带我们重新去照一张照片给张继文阿姨寄去。父亲已不在身边，生活和政治上的压力已使她觉得不可能再照出那种幸福的神态，还是洗一张以前的照片，只为给自己也给好友留下幸福美好的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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