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比尔·盖茨的人设崩塌谈美国社会的信任危机丨美国向何处去⑩
文丨 李晋（思想史学者）、马丽（社会学家）
2019年，Netflix推出一个纪录片系列《比尔的大脑：解密比尔盖茨》（Inside Bill’s Brain: Decoding Bill Gates），将这位自年少就用头脑创业的世界首富，刻画成一个充满创新动力、总在虚心学习，而且热衷全球慈善的“神人”。在1990年代，随着电脑技术的发展和普及，创办微软的盖茨就成了家喻户晓的名人，也是天才和富豪的代名词，更是无数年轻人的偶像。在此后20多年里，盖茨不仅连续被列入《福布斯》富豪榜，而且与妻子成立慈善基金会，更在2019年1月被美国杂志评为“过去十年影响世界最深的十位思想家”。
比尔·盖茨也一直乐于营造自己“有思想”的形象，他的研究热情并不仅限于技术革新，而是涉及各个领域，包括全球公共健康。纪录片《比尔的大脑》将66岁的老年盖茨描绘成一个有思想的隐士，例如，他会提一包书，也许涉及某个全新的领域，到自己的湖畔小屋闭关专心研究，用他那不寻常的大脑快速吸收，就可以为那个领域指点江山。
比尔·盖茨的光环与权力
媒体和公众似乎遗忘了之前一段历史，即在上世纪90年代，盖茨和微软卷入几起著名的垄断案，以及针对他们打压竞争对手的法庭诉讼。1995年，人们最熟悉的互联网浏览器无疑是网景，但是微软通过将自己的IE浏览器捆绑在window的操作系统中，最终将网景这个1994年估值65亿的公司打败。当时网景公司发明了浏览器的缓存（cookie），它能够从网站发送数据给个人终端，并且存储在用户电脑中，然后收集和传输个人的在线活动数据，从而改变了整个互联网行业的生态，被誉为是更多地塑造了网络的广告和社交关注，很像互联网大数据的雏形。
微软也采用了这样一种能够获得高额利润的模式，而当面对公众对于其透明度和个人隐私的担忧时，负责微软该项目的总监迈克尔.沃伦特（Michael Wallent）说到，“我想没有任何人会认为，如果浏览器缓存被排除在浏览器中，浏览器还能在市场上取得成功！”很显然，过去的新闻报道也曾让公众认识到盖茨和他创造的帝国的另外一面，在利润至上的基础上，打压了对手，也忽视了民众的隐私权。
对于现代信息发达的时代，美国的大众媒体上充斥着政客、企业家和富豪短期内从成名、暴富坠落到丑闻缠身的新闻，而盖茨的光环维持了将近半个世纪。很多人认为他的自律是富豪中的“好人”典范，他与太太投身慈善基金会的事业，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富豪阶层“为富不仁”的口碑。
但是，到了2021年5月，谁也没有料到，盖茨不仅宣布离婚，媒体还爆出他自年轻时就好色风流，更在微软内部发展婚外恋，与因性侵幼女入狱、已自杀的爱泼斯坦交往甚密。《纽约时报》更指出，在某些圈子里，盖茨早就因他对女性的可疑举止而出名。这些细节被媒体曝光，让很多美国人感叹比尔·盖茨这些年最苦心经营的，恐怕应该是他的“人设”，而且原来在他一些重大决策（如2001年辞去微软董事会职务）的背后，都是因为丑闻被内部处理导致。比尔·盖茨的发言人接受《纽约时报》的采访时，仍对此轻描淡写：“那是大约20年前的事，最终以友好的方式结束了。”
从媒体继续公布的细节中，人们看到这位在全球舞台上推动女性权利的慈善家，却从2006年开始就私下对多名微软女员工进行言语上的性暗示。在2017年，当盖茨夫妇受到一封对他们某一位基金经理的性骚扰指控时，他们最终让该女子接受和解，并签署一份保密协议，以换取大额赔偿金。
社会学家埃尔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在其社会学经典著作《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一书中就将个体和社会环境互动类比为在舞台上的表演，也就是人会在公共场合按照互动者和自我的期待呈现出不同的社会角色，也被称之为表演。换句当下流行的话，就是人会在公共领域中来塑造自己的“人设”。戈夫曼也提醒到，这种日常表演中建立起来的印象很容易遭到破坏，一旦个人在塑造人设的领域中丢脸，不仅威胁到这个人设在该领域所经营的形象，也会让人对其他可能没有任何隐瞒的领域对这个人产生怀疑。一个社会的最大信任危机，莫过于越来越多民众不仅对如盖茨这样的公共人物对社会所做的贡献嗤之以鼻，甚至开始追逐关于这些公共人物的“阴谋论”。
阴谋论是社会信任危机的恶果
这次主流媒体对盖茨的曝光，挑战了很多美国人的认知。此前，在环保和解决疫情的公共言论中，比尔·盖茨常常成为右翼阴谋论最喜欢攻击的对象，但是大多理性的美国人都表达出了对盖茨更多的敬佩和信任。在2020年底，根据一项民意调查， 55%的美国人对比尔·盖茨有正面的评价，只有35%的人对他持负面评价。但几个月之后，人们发现，像比尔·盖茨这样的公共人物，原来给公众营造的形象在很大程度上都是虚假的。人们不禁要问，是否阴谋论人士对盖茨的怀疑倾向也是情有可原的？
从新冠疫情、气候改变到德克萨斯州的大停电，阴谋论人士认为，都是比尔·盖茨在背后一手控制的社会危机。在美国社交媒体上一位有16万粉丝的意见领袖曾说，“德克萨斯州的危机是一次人为控制的攻击。比尔·盖茨正试图遮蔽太阳，好让地球降温。”几天之后，福克斯新闻的主持人卡尔森（Tucker Carlson）就公开在媒体上说，这位微软创始人投资给全球新冠疫苗的研发，一旦你打了疫苗，“你的身体就成了比尔·盖茨的身体。”
关于盖茨的阴谋论一直都在坊间流传，但新冠疫情加重了这些信息流通的密度。根据一位专注于阴谋论传播的研究者，盖茨是阴谋论最喜欢谈论的公共人物之一，其他公共人物还包括乔治·索罗斯、奥巴马和克林顿。在他们看来，这些人在美国社会都有一手遮天的能力，是真正操控美国政治和社会的“深层政府”，也就成了他们认知上不可信任的“大恶人”。
自2015年以来，盖茨开始致力于防范流行病的研发，他在TED上的一次公共演讲，预言不久之后会有一种传染性极强的病毒横扫全球。盖茨这一演讲在Youtube上的浏览量超过3000万人次。到了2019年，盖茨的预言成为阴谋论人士的证据。《纽约时报》在2020年1月的一篇报道指出，阴谋论人士相信，盖茨之所以早就预先知道会发生新冠，是因为他本身也许参与酝酿了这一场危机。从2月到4月，在社交媒体和电视节目上，将比尔·盖茨与新冠病毒联系在一起的阴谋论，被提及一百万多次。而且这些阴谋论在传播中，不断被添油加醋，也就有了口罩里有监视芯片、疫苗里有病毒或窃取DNA等说法。到了5月，民调显示约有44%的共和党人相信，盖茨要用新冠疫苗来给民众输入芯片，以监控他们的活动。
人们为什么会相信这些与比尔·盖茨有关的阴谋论？很多学者指出，编造阴谋论主要是一种为危机“找替罪羊”（scapegoating）的做法。社会心理学教授道格拉斯（Karen Douglas）指出，“当可怕的事情发生时，人们希望找到可以怪罪的人和群体，他们想要给一个复杂的问题找到简单的答案，而这些简单的答案常常会形成一个阴谋论。”可见，如果说社会危机或灾难，因为其带来的不确定性，是阴谋论的土壤，但反智则是它的DNA，恐惧是它的培养素。在推广阴谋论的人当中，也不都是真实相信的信徒，有一些人是滥用人们在认知上的不确定性，诉诸于他们心中的恐惧，来推广自己的利益（如粉丝量和媒体收视率）。
比尔·盖茨真实的丑闻被主流媒体揭露，让人们认识到，就连关于公共人物的阴谋论的产生，可能也有一定的合理性。就一个社会而言，当政客和富豪等公共人物，都背叛了民众赋予他们的公信力，这种信任的危机，让人们在心理认知层面产生一种“不一致”（dissonance），才倾向于选择不相信眼睛所看到的，反而猜测幕后被遮蔽的所谓“真相”。在这一意义上，阴谋论的泛滥，说明一个社会中信任肌理的彻底瓦解，阴谋论就成了一种自我保护、降低“被骗”的风险的社会心理机制，来评论那些在台上的、有权有势的政客和富豪。这一产生机制存在于每个社会，但在“言论自由”的美国，又恰逢百年不遇的新冠危机、共和党个人崇拜化（特朗普化）和福音派一贯的反智传统，阴谋论的传播才变得登峰造极。
自由社会为滥用公信力提供了最佳土壤
美国社会不缺新的比尔·盖茨，但很多被誉为创新天才的企业家，也都很快漏出了破绽。例如2014年斯坦福大学毕业生伊丽莎白·霍姆斯，研发出一项据说具有革命性的血液检测技术（在一滴血上进行两百多项专业检测），也为自己打造了一个天才少女的公共人设，甚至把自己的声音都可以改变成另外一种来强化这种形象，并在短短十年间成长为硅谷最具商业价值的独角兽公司，大量投资人进入，包括美国前国务卿舒尔茨、基辛格，甲骨文公司创始人艾莉森等，都对她的核心技术信任不疑。但这个价值近100亿美元的公司，在一年多以后就被曝光是一场骗局，为媒体贡献了一个疯狂的脚本。
2021年4月，美国媒体再次聚焦于一位83岁的金牌投资人伯尼-麦道夫（Bernie Madoff），他在狱中自杀。此前麦道夫是华尔街最有声望的投资专家，甚至坐上纳斯达克的主席。但在2008年，麦道夫被指控诈骗，原来他多年经营的投资生意，都是靠骗，没有任何技术含量或交易纪录。他的骗术居然瞒过了一起做生意的两个儿子和他的妻子。最终，麦道夫被判150年监禁，因他失去资产的数万人中，好几位自杀，他的小儿子也不堪舆论压力自杀身亡。
美国社会给财富增长设定了最大的自由，也为这些层出不穷的精英富豪提供了各种操纵市场的方便。而且因为言论自由的保证，这些明星富豪，不管是被人追捧，还是被人攻击，都为媒体提供了流量。最近因几句话就可以让虚拟货币市场或涨或跌的企业家、特斯拉汽车首席执行官马斯克，也成了媒体追逐的新宠。
因为新兴虚拟货币市场并不像股票市场那样受到美国司法的监管，因此，在这种明显公开操纵市场的情况下，美国社会也没有其他方法限制马斯克的这种行为。于是，每次币市动荡，就只剩下了一些吸引流量的新闻标题，甚至也已经出现往阴谋论方向走的趋势，如“马斯克与狗狗币关系背后是否有不为人知的联系？”，“马斯克参与狗狗币、比特币是否涉及市场操纵？”。然而，在美国金融资本主义的当下，很难让人相信会有媒体能够不被资本所左右向公众提供透明、客观的信息了。
今年，盖茨出了一本新书《气候经济与人类未来》，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关于人类社会生存的重要议题，如气候恶化和碳排放。在书里，盖茨说到自己的专职工作是和妻子一起经营基金会，关注全球健康、发展和美国的教育问题。在书中，盖茨提倡“碳中和”经济，他指出要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破除非市场的壁垒。在书的最后一章，盖茨指出，每个人都有责任为改变气候和低碳尽力，减少家中的碳排放量，尝试人造肉汉堡等等，尽每个人的努力，这无疑都是好的。尽管我们相信盖茨一定是怀着一种公共关怀，然而，经过这次公共人设的危机事件，就不免会让一些人质疑，这一位缔造了软件-电子消费帝国、迫使消费者不停更新换代软件硬件的企业家，这一位生活水准远远高于普通人（这也意味着更多的碳排放）的世界最富有的人，究竟是具有真正的对公共的关怀，还是和美国很多政客和富豪那样仅仅搭建了一个新的表演舞台呢？盖茨要如何摆脱伟大的盖茨比的命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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