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曦：避免人性灾难 全球新冠疫苗分配的“公平”与“团结”
新冠病毒依然肆虐全球，疫苗成为了抗击这场战役的唯一曙光。随着多款新冠疫苗开始陆续在欧美国家接种，疫苗全球分配不均问题也在被反复提出。谁能先接种上疫苗？如何定义“公平”与“平等”？贫穷与脆弱国家是否会在抢购疫苗狂潮中被忽视？
澎湃新闻记者就此采访了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伦理学跨学科研究中心主任张曦。张曦教授认为，“在全球尺度上分配全球资源，人类不是第一次尝试做这种事情，但新冠疫苗分配的紧迫程度远超过以往任何一次全球性资源分配，因此也格外考验目前的全球公共卫生合作和资源分配机制。”
12月17日，在英国海德一处“免下车”疫苗中心，一名男子在车中接种疫苗。新华社 图
澎湃新闻： 随着新冠疫苗研发取得进展，目前全球层面非常关注“谁能得到疫苗”，我们应该如何来思考疫苗的全球公平分配这个问题？张曦：新冠疫情目前已引起全球220个国家七千五百多万人感染，这就意味着，疫苗产品要发挥抑制疫情的效力，就必须在全球范围内相当比例的人群中尽快获得使用。但疫苗产品的面世，实现的只是0到1的突破，因此，从现在到疫苗产品在全球的供给达到能取得预期效果的水平，大概还有一段不短的时间。在此期间，疫苗都将是一种稀缺资源。
在全球尺度上分配全球资源，人类不是第一次尝试做这种事情。比如碳排放量全球谈判，就是这样一个例子。但新冠疫苗分配的紧迫程度远超过以往任何一次全球性资源分配，因此也格外考验目前的全球公共卫生合作和资源分配机制。
疫苗产品开发出来后，最重要的问题不是“谁能得到什么”，而是“谁应当通过什么途径得到什么”。什么样的人群、哪些国家，凭借什么样的理由，依靠什么样的方式，获得疫苗相关的什么样的产品（比如说，配方、成品还是专利？）。这应当是我们思考疫苗产品分配问题的基本出发点。只有当这些问题获得了伦理上站得住脚的回答，疫苗分配本身才不会变成又一次人性灾难。
澎湃新闻：未来疫苗的全球公平合理分配，主要面临哪些问题和阻挠？
张曦：粗略地讲，我们可以从四个方面来认识：首先是成本问题。从研发环节来看，主要大国对疫苗研发活动的组织方式是不相同。中国的疫苗研发在很大程度上发挥的是“举国体制”的优势。但美国可能采取的是市场和公司主导的模式。这就决定了在分配阶段，中美两国的疫苗产品对各自“成本”问题的考虑会不尽相同。市场和公司主导的研发模式，在生产和分配阶段必然会把“成本”作为定价的基本考虑，同时甚至还要追求相当比例的利润和专利费。那么，这些因素必然会导致富人和富裕国家从疫苗产品中受益，而发展中国家特别是贫困国家的贫困人群，必然是这一因素的牺牲品。
其次是优先度问题，也就是首先将疫苗产品分配给谁的问题。这个问题本质上是一个政治责任问题。过去几年，个别大国奉行“自我优先”政策，在其国内培育出一种极端自私自利、不负公共责任的民众心理基础。这必然与全球分配疫苗产品所需要的那种本国层面的自我牺牲、关切遥远地方陌生人的伦理精神相违背。这种“风俗”和“民意”，是下个阶段疫苗全球分配时必然要面对的一个重要阻挠。
第三是全球行动主体的问题。由于政治原因，世界卫生组织在防控这场疫情时所应发挥的关键全球领导作用受到削弱。但是，就接下来的疫苗全球分配来说，没有任何一个现有的国际组织有能力取代世界卫生组织的地位。如果主要大国不能迅速为世界卫生组织的行动赋能，特别是在财务上兑现自己本应负担的责任，那么疫苗分配必将受到严重负面影响。
第四是受助者自身的问题。现实地看，在主权国家时代，任何以全球正义为目标的全球性集体行动，都必须以受助国政府为中介，将资源调配到该国后再垂直发放到该国国民。理想上说，如果受助国在疫苗分配的基本价值观层面与这项全球行动的自身伦理目标相一致，那么当然很好。但回顾过去多年全球贫困的援助经验来说，可能未必如此。如何在尊重对方主权尊严的同时，引导受助国来把这件好事办好，既是一项紧迫的任务，也对未来全球反贫困事业有启发作用。
澎湃新闻：多国政府、疫苗制造商以及国际组织目前已表明赞成公平合理分配疫苗，但在如何定义“公平”和“平等”的问题上，有很多讨论，包括：一、世卫组织提出的根据各国人口数量分配；二、多方提出的优先供给医护工作者、65岁以上老人及本身患有其他病症者；三、将种族与社会经济状况差异纳入考虑等。以上这几个方案您觉得合理吗？
张曦：当我们说要公平分配疫苗时，我们在观念上首要的敌人，就是那种以市场定价等同疫苗产品价值的想法。因为就像我已经说的，市场化分配新冠疫苗的后果，只能是富裕国家和富人受益，而发展中国家特别是贫困国家的穷人被牺牲。
要公平分配疫苗，首先就要建立起一个将“脆弱性”和“风险”作为尺度的评估理念。我们看疫苗在国内（domestic）和全球（global）两个尺度上的分配是否公平，首先就是要看究竟谁在新冠疫情面前最为“脆弱”、谁暴露在新冠感染“风险”之中的几率更大。那么不管是从国内还是从全球情况来看，医护工作者、老人、有基础疾病的患者、低收入者，以及冷链搬运工等等许许多多不可避免地要跟风险源打交道的人群，当然应当是在优先度排序上相当高的人。就这一点来说，你提到的这些方案没有问题。
但是我也想特别指出一个你没有提到的问题。就国内和全球两个尺度来说，二者之间并不是对称、对等的。任何一个负责任的政府，都有义务要尽可能首先充分满足本国最受“脆弱性”和“风险”侵扰的人群的疫苗产品需要。换句话说，当我们讨论疫苗全球公平分配时，不要忘记在主权国家的时代，国民和本国之间拥有一个十分独特的紧密联系，因此在疫苗分配时，同等情况下当然拥有某种优先度。
12月14日，在美国科罗拉多斯普林斯一家医院，一名医护人员展示新冠疫苗。新华社 图
澎湃新闻：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及英国《卫报》等多家外媒报道指出高收入国家与制药公司签订的大量购买协议，使得可用于全球公平分配的疫苗只剩一小部分，如何看待这个现实？张曦：新冠疫情实际上为我们这个世纪的人类上了重要一课。它教会我们一个道理，那就是任何国家、任何民族，在这个全球化不可逆转的时代，都不可能独善其身。正因此，要真正公平分配疫苗，首先就要重新确立起“全球团结”的伦理共识，过去几年我们在国际政治中看到的那种极端自私自利、极端倒退保守的思潮，必须得到纠正和克服。当然，理想并不等同于现实。我不认为一种理想主义的道德原则注定就能转变为现实世界中的真实行动。但这也恰恰意味着，全球需要一场扎扎实实的进步主义行动，而公平分配疫苗显然是一次重要的契机。
12月14日，在美国圣路易斯一家医院，一名医护人员接种新冠疫苗。新华社 图
澎湃新闻：关于疫苗分配问题，19名公共卫生专家在最近的《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份政策性报告，提出了“公平优先模式”，这个伦理框架基于三个道德原则，包括利益大众减免危害、优先照顾贫困或平均寿命较低的国家，以及避免分配中的歧视。您怎么理解这个伦理框架？张曦：今年七月，世卫组织伦理与COVID-19工作组曾提出一个涉及到疫苗分配的高级别概述，应该说为疫苗的分配行动提供了某种伦理框架。我认为这个框架中最重要的原则，就是确认了在疫苗分配工作中必须重申“所有人在道德价值上一律平等，并因为生而为人拥有同样的权利”。这就意味着，任何医学和公共卫生上没有根据的分配行动原则，都同样是道德上武断和违背人的生命权利的。你讲的三项原则，我相信正是从这一根本原则中所具体派生出来的。
澎湃新闻：有生物伦理学家认为"任何被视为救命、保命的东西，如果供不应求，就会产生黑市。"甚至有伦理学家已经发出警告COVID疫苗将来“绝对会有黑市”，对此您怎么看？
张曦：任何稀缺产品的分配，都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寻租行为。寻求超额垄断利润是其中一种，黑市恐怕是另一种。但是疫苗分配不能依靠市场化来打破寻租，我们能做的，就是要提倡在全球疫苗分配中实现前所未有的高透明度。(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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