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最糟糕的时代过去后
◎[美]大卫·克鲁克斯
每当经济出现低谷，人们就会马上把它与大萧条相提并论。迄今为止，西方世界未发生如此严重的经济大萧条，始于1929年的经济衰退既是历史之锚，也是历史之警钟。
人们如今之所以能够清楚地回顾大萧条时代，要归功于当时保存的大量相关文献资料。当时的报纸详细地报道了日常生活的艰辛及成功或失败的政策，还有图片和电影，使人们得以了解当时的情况。在印刷技术发明之前，人们只能读取或通过口口相传来记录历史。那个时代留下的最大遗产之一是：随着国家政策越来越走向干涉和保护主义，人们对联邦政府的作用深信不疑。政府对其公民的福祉负有责任，它必须参与构建健康的经济机制。2008年至2010年，当所谓的“大衰退”席卷全球时，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追随了富兰克林·D.罗斯福的脚步。
为了应对大萧条，奥巴马像罗斯福之前那样增加开支，尽管周围对这项政策也有批评意见。2009年国会批准了一项据称耗资831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就像罗斯福时代一样，虽然这导致联邦债务增加，但至少建立了消费者的信心。
这笔钱用于医疗保健、教育和延长失业救济，其中三分之一的资金用于联邦合同、贷款和补助金。当时的想法是，增加公共支出可以抵消私人支出的减少，尽管人们对这是否降低了失业率存在争议，但经济确实得到了增长。
更重要的是，罗斯福执政时期经济衰退的罪魁祸首主要是银行家，而这一次，不再有银行挤兑的问题。其中一个原因是1933年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成立，它为最高10万美元的存款提供了保险，大多数人提领现金的动机较小。银行挤兑并不是完全被根除了。许多存款人都是通过电子方式而非实物方式悄无声息地提取资金，这使危机更加恶化。还是有一些银行破产倒闭，2007年至2012年，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关闭了465家银行，接管了2008年破产的因迪美银行的资产。
这无疑让那些曾在电影和文学等媒介中看到大萧条的人松了一口气，当时最糟糕的生活通过这些影视媒体被赤裸裸地呈现出来。
许多美国人对约翰·斯坦贝克获得普利策奖的作品《愤怒的葡萄》尤为熟悉。这部作品于1939年出版后，1940年被约翰·福特改编成好莱坞电影。小说讲述了贫困的佃农乔德一家，满怀希望地从遭受旱灾的俄克拉荷马州穿越1600千米的沙漠来到加利福尼亚州，就是为缓解其经济困难。斯坦贝克这部风格粗犷的小说在回顾历史转折点时，依然保留了其决定性的、令人震惊的一面，它揭露了银行系统的不道德，称其为一个“怪物”。他试图尽可能准确地反映当时的情况，这本书被学校和图书馆列为禁书，美国国会也对此不屑一顾。
斯坦贝克之前的作品《人鼠之间》也走了一条类似的路径，它反映了在农场工作的美国黑人为谋生而旅行时所遭受的歧视。然而，他并不是唯一一个对那个时代进行反思的人。1960年，哈珀·李的《杀死一只知更鸟》也以大萧条为背景，并援引人们熟知的贬损赫伯特·胡佛总统的词汇，如以其名字命名“胡佛车”等。书中谈到排队领取面包、工业冲突以及缺钱少物的问题，但它所描述的与史实本身有较大差距，这让它随着时间的流逝更加具有反思意义。但更多的现代艺术是如何用“后见之明”来看待大萧条呢？
令人惊讶的是，很少有现代电影直接描述大萧条。1999年的电影《绿里奇迹》采取了超自然路径；2008年的电影《凯特·基特里奇：一个美国女孩》是一部喜剧电影，背景是大萧条之后主人公的父亲失去了汽车经销商代理权，去芝加哥找工作。
鉴于大萧条出现的问题，从大萧条中吸取教训并从苦难中创造艺术的电影或许应该更加普遍，电视剧也在过去几年里弥补了一些不足。1972年至1981年播出的九季电视剧《沃尔顿一家》，取景于1933年弗吉尼亚州的农村。相亲相爱的沃尔顿一家离开土地，其表现的患难与共的精神无疑帮助许多家庭度过了最艰难的时期。
然而，电影和电视剧仍然只是表面上模仿现实生活，它反映了今天的人们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经济失败的阴云时刻笼罩在头顶。在许多方面，这是对大萧条的一种粉饰，社会差距足以让人感觉那是来自一个完全不同的时代。作为娱乐，它的作用不是让人沮丧。
同样，由“家庭影院”（HBO）制作并在2003年至2005年播出的《嘉年华》也展现了1934年至1935年沙尘暴期间的一群狂欢旅行者，但它并没有真正深入调查。虽然尘暴区中干燥、尘土飞扬的生活环境被忠实地再现了出来，并恰如其分地反映在电影道具中，但它仍然被认为是《愤怒的葡萄》和大卫·林奇的思想的混合体。它确实利用了当时普遍存在的情况：绝望感、现存的政治紧张局势，以及为寻找工作不惜远走他乡的巨大阻力。它还将广播作为一种社会和文化力量——新闻和娱乐的主要媒体，使社会更加同质化。即便如此，对大萧条的评论和看法或许并不那么明显，毕竟这是历史背景下的虚构。
据说以大萧条为背景的小说更令人好奇。1999年克里斯托夫·保罗·柯蒂斯出版的儿童小说《巴德，而不是巴迪》，讲述了20世纪30年代孤儿们苦苦寻找家的故事，而凯伦·海瑟的《风儿不要来》则探讨了新政如何解决被沙尘暴摧毁的经济效益的问题。这两个故事，和理查德·派克的小说《一年之遥》都让年轻人铭记在心。大萧条是给孩子们讲一个警示故事，还是让他们对美好时光心存感激？然而，如果说有一件事贯穿于许多作品之中的话，那就是受害者都是多愁善感的。
贫穷和困境确实会使人多愁善感，这些主题在艺术中也得到探索。那时开始建立的一些文化机构都表现了大萧条的主题，如西雅图艺术博物馆，其作品揭示了慈善和苦难。20世纪30年代，像李·克拉斯纳、威廉·德·克鲁宁和杰克逊·波洛克这样有才华的艺术家创作了许多作品，他们齐心协力，鼓舞士气，使美国公民在艰难时期也能培养对文化的鉴赏力。这意味着，几十年来，艺术作为一种反思的渠道受到了重视，这归功于那些在20世纪30年代展示自己艺术实力的艺术家，其所描绘的痛苦是令人信服的。就像今天一样，艺术家们描绘了一条未来的前进之路，让几代人有更多的时间去反省。
《大萧条：1929—1933》，[英]凯瑟琳·马什/编著，毕元辉、刘也铭译/译，中国画报出版社202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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