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领华尔街”运动创始人的反思：抗议方式错了？

【编者按】

喧嚣，对峙，极化下的美国大选，似乎只是一场“秀”。秀场中央主角卖力演出，秀场之外看客痴笑怒骂，皆是风景。然而，风景之外，那些失语者，那些沉默的大多数，是否才是真正手握秀场剧本的人？

时隔4年，澎湃国际再度推出“美国人说”系列报道，通过连线采访不同年龄、不同族群、不同阶层、不同政治光谱的美国选民，剖析选票数字背后的政治生态内核，呈现美利坚的不同切面与流变。

4年前，34岁的麦卡·怀特（Micah White）从进步激进的加州伯克利搬到了偏僻保守的俄勒冈小城尼黑勒姆（Nehalem），以竞选该市市长。在怀特的执政愿景中，身为市长的他将让所有市民参与到城市的一切决策过程中，在怀特看来，这样可以“真正改变”美国政治。

这不是怀特第一次尝试“改变”美国政治。早在2011年，一场高喊着“我们是那99%”口号、抗议美国政治中的权钱交易和社会不公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席卷全美。

怀特正是“占领华尔街”运动鲜为人知的创始者之一。与运动之初的浩大声势相比，其结果最终没能激起改变美国政治建制的水花。5年后，怀特另一场以“改变”为目的的政治实验同样没有落地的机会——他没能成功当选尼黑勒姆市长。

“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创始人麦卡·怀特的个人网站

如今，38岁的怀特又搬到了美国东海岸。回顾过去，接连受挫的怀特开始反思，发现在当前的政治背景下，他们这些社会运动人士是否从一开始就错了？

“过去的4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当我上次接受你们的采访时，特朗普还没有当选。而这4年以及今年的新冠病毒真的改变了人们对美国的看法，以及我们这群社会运动人士对美国的看法。”在10月22日美国总统大选最后一场总统候选人辩论开始前两个小时，怀特时隔四年再次接受了澎湃新闻采访，他表示，不管两位总统候选人在辩论时的表现如何，都不会改变他以及他周围人的选择。

美国人一次又一次陷入的政治游戏

“我认为当年竞选市长就像是对美国政治在过去和现在的一幅理想主义画面，随着（四年前）特朗普的胜利，它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这种方法存在的一些更深层次的问题。”怀特向澎湃新闻表示，他在四年前对于赢得市长选举这类事情的可能性要乐观得多，但是现在对此有了更清醒的评估，即他们无法靠自己的力量来改变美国，因为美国现任总统特朗普对他们的诉求根本无动于衷。

如果说四年前怀特向澎湃新闻描述的美国是“大选政治坏了”，四年后，他眼中的美国政治则“坏”得更加彻底。

在怀特眼中，四年前他和特朗普甚至有种情感上的“共鸣”（sympathetic），一方面，特朗普所鼓动的右翼力量对美国的精英政治都有着强烈的愤怒和不满；另一方面，特朗普的言论又具有某种“革命性”。“我希望看到一种不同的政治形式出现在我们国家。”怀特说。

然而在许多人看来，现在的美国就像一辆失事的列车，是“美国最黑暗的时刻”。“每个人都能看出情况不太好。”怀特说，“这四年里特朗普没有做任何积极的事，也完全没有能力应对我们目前面临的公共卫生危机。”

疫情成为了美国社会进一步分化的催化剂。

美国知名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在《美国利益》（The American Interest）杂志发文指出，这场史无前例的疫情本应成为美国人放下分歧、团结一致的机会，但总的来说，疫情却“加剧了美国的政治极化”。

怀特认为，美国在抗疫上的彻底失败终于揭开了其对美国看法的面纱——“现在我明白了，曾经被好莱坞和商业媒体制作的关于美国的美好宣传所蒙蔽，我深深地以这些错误的、理想化的美国优先观念为准则进行社会运动。现在，我正在努力刨去这些假设所带来的影响，重新想象社会运动，而不是从西方民主至高无上的假设开始。”

怀特的想法代表了许多和他一样在这四年里发生了观念转变的人。而更多的人，他们的观念则是朝着一个更极端、更根深蒂固的方向发展了。

无论是今年5月因非裔美国人乔治·弗洛伊德之死而引发的全美抗议，进而延伸出的推倒历史雕像运动，还是近期美国两党对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候选人巴雷特的提名之争，持不同立场的人越来越难以达成共识。

10月26日，持保守派立场的巴雷特通过了参议院投票确认，宣誓就任美国大法官。而最终的投票结果显示，除一名共和党参议员以外所有共和党参议员都投票支持，同时所有民主党参议员都投票反对。这是美国150年来首次没有少数党投票赞成而通过的大法官任命。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杜克大学社会学教授克里斯托弗·贝尔（Christopher Bail）表示，在所谓“极化”这个概念中，存在着“情感极化”（affective polarization）和“意识形态极化”（ideological polarization）两种类型，调查显示，在过去60年里，两党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程度保持相对稳定，但是在情感上却越来越相互憎恶对方。

美国西北大学的研究人员近日公布了一个模型，它结合了政治科学家最近在某些方面“违反直觉”的发现。其中一项来自贝尔博士2018年的一项研究，即当你在社交媒体上反复向人们展示与他们不同的观点时，只会让对方固执己见，强化自己的观点，而不是把他们引向自己这边。这也反映了当人们接触到不同的观点时，为什么往往会采取更加极端的方式。

此外，圣菲研究所应用数学家杨楚乔（Vicky Chuqiao Yang） 提出的一项研究则指出，政党本身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变得更加两极化。因为政党要迎合更极端的选民——这比试图争取意识形态上的温和派更具战略优势。

“我认为这就是他们想要的游戏，是美国人每次都会陷入的游戏：你被迫在政治光谱上定义自己的位置，然后你再去为自己的阵营欢呼加油。”怀特告诉澎湃新闻，他看到的是一个曾经伟大的国家的缓慢衰退和崩溃，两极分化是其中的一个表现。实际上，就算是在党派内部，也越来越分裂。

怀特以“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社交媒体上常见某人或某家企业因为说了或做了一些令人反感或不能接受的言论或行为，就被各种舆论抵制，其工作机会、商业代言、企业赞助，甚至其网络影响力“全被取消”）为例，他表示，美国目前就在经历这样的一个文化时刻，人们已经无法容忍与自己持不同意见的人。

“我通过改变抗议方式来改变世界”

38岁的怀特在今年做了一件令人吃惊的事：他在今年年初受邀并参加了汇集了全球精英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

怀特格外清楚，在那里他会遇到自己在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在抗议反对的那些人，而他也用很大的篇幅在《卫报》上解释了自己为什么要去达沃斯——不该拒绝这样的一个机会，通过与这些精英的深度交流去寻找达沃斯的改革潜力。

关注美国左派政治的乔治城大学历史学家迈克尔·卡津（Michael Kazin）曾向澎湃新闻表示，社会运动要获得成功，必须先得到一些政治精英（通常还包括商业和文化精英）的支持，并说服他们赞同改革的一项或多项要求。

虽然怀特在回复澎湃新闻的邮件中表示自己达沃斯之行“一无所获”，但这至少表明，他已经在尝试以某种形式的“妥协”来发现更多可能。

怀特的这种改变有迹可循。

“在看到一连串的社会运动都未能创造出我们所期望的改变之后，我清楚地意识到，社会运动文化正在“制造”错误的社会运动家，他们所采取的抗议运动通常缺乏对社会运动的复杂理解，往往没有深入思考过如何通过抗议创造社会变革的问题，就冲到了街上。”他反思道。

为此，他创办了社会运动研究生院（activistschool.org），希望通过教育改变下一代年轻人进行社会运动的方式。“尽管社交媒体对现在的抗议进行了大肆渲染，但毫无疑问这些运动都是失败的，如果不改变，还将继续失败。”怀特说。

在怀特的个人主页上，一句话代表着他现阶段的主要目标：我通过改变抗议方式来改变世界（I change the world by changing protest）。

作为一个社会活动家，今年的大选年遭遇新冠疫情，也使得怀特无法走上街头表达诉求。他现在能做的就是投票，“四年前我没有投票给任何一个候选人，但今年我必须投票。”

然而，与四年前一样，与怀特理念相近的民主党总统竞选人桑德斯依旧止步于党内初选。新晋的左派代表伊丽莎白·沃伦同样没能在初选中拿到漂亮的成绩单。

不过，怀特似乎对两党的候选人，甚至于选举的结果都不甚在意。“在美国被改变之前，我没有兴趣了解大多数美国人作为个体的情况。相反，我希望了解社会运动的性质，以及社会运动如何能够帮助人类文明向前迈进一大步。”(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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