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拜登赢了
特朗普上台后，中美关系经历了近四年的螺旋式下行。许多观点认为，中美关系之所以走低，根源在于国际权力结构的变化，亦即中国相对实力的快速增长导致美国改变对华威胁认知，从而使美国以大国竞争思维来调整对华关系。换句话说，中美关系恶化有其深层次的必然性，而不论2020年美国大选结果如何，中美关系都不会好。
对此结论，笔者不完全同意。未来，尽管中美实力对比这个大背景不会改变，但通过更换总统及其决策阵营可以转变白宫的对华认知和对华决策模式，从而使双边关系的发展好于特朗普时期。事实上，从拜登在竞选中提出的对华政策观点及其政策团队所传递出的对华政策内容来看，如果拜登当选，构建管控分歧、限制冲突、选择性合作与总体稳定的中美关系是有可能的。
（一）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班子会相对多元和理性，与特朗普班子的纯鹰派底色有所不同。从拜登及其团队已经发表的涉华言论来看，总体比特朗普一方缓和：
对于中美关系的基本面，拜登团队多数成员（如布林肯、拉特纳、赖斯、坎贝尔、伯恩斯、沙利文、本·罗兹等，大多是奥巴马时期的“老臣”）认为并非“冷战”，而中国也不是当年的苏联，单纯地遏制中国是不可取的，美国的对华政策应该是防范、塑造（shape）和选择性合作。2020年民主党党纲也认为，中美必须避免掉入冷战“陷阱”（“trap”），美国应该从维护全球和平稳定的角度来考虑中美关系。这与特朗普团队所主张的“遏制中国”乃至直接攻击中国政治制度的战略是有明显不同的。
对于中美经贸关系，拜登同样认为中国占了美国的便宜，因而需要做出调整。但对于特朗普的做法，他并不苟同，在其竞选演讲中，拜登批评特朗普对华贸易战缺乏战略规划、不考虑后果，给美国工人和农民带来了巨大损失。
而民主党党纲也暗示，将采取措施修正特朗普的对华关税政策。在他们看来，虽然贸易保护主义给部分受全球化冲击的产业（如钢铁和传统制造业）和蓝领工人带来了政策喘息，但它并不符合美国的整体利益，美国更多的产业集团仍然受益于包括中美贸易在内的自由贸易，比如每年向中国出口700亿美元芯片产品的美国芯片产业。所以，拜登政府有可能取消部分特朗普用“301条款”对华加征的关税，甚至部分地恢复中美经贸关系“压舱石”的地位。
在中美人文交流方面，拜登及其团队认为开放社会是美国强大的根源，民主党党纲特别提到年轻人对于未来民主发展的意义。目前，中美人文交流，尤其是科技领域的交流，几乎陷入停滞；拜登上台后，大概率会要求司法部继续对中美科技交流进行监督和限制，但对于双方公共卫生、文化教育、青年领域的交流项目或将绿灯放行。
在全球议题上，拜登团队更重视环保议题，事实上积极领导和参与全球气候治理已经成为其外交政策议程中的核心议题之一。而如果拜登重返“巴黎协定”并出台相关气候变化的政策，那么中国的配合与合作则是必不可少的。此外，在新兴科技产业迅猛发展的背景下，拜登政府肯定会寻求领导并制定全球新兴科技领域的规则与规范，如5G通信安全规范和基因工程伦理规则，在这些方面，中美两国也存在合作的空间。
总之，一个相对多元和理性的政策团队，即便不能逆转中美竞争的大势，但至少能够避免拜登政府重蹈特朗普那种极端的对华决策模式。
（二）在世界观层面上，拜登及其团队秉持战后传统的自由国际主义的路线。而特朗普在2016年与共和党建制派分道扬镳后，便采取一套于此传统格格不入的做法，在特朗普及其现实主义政策顾问看来，正是自由国际主义传统造成了美国的“衰落”，美国想要再次“伟大”，就必须重返民族主义式的国家利益原则，追求权力和利益的最大化。这样的世界观投射在对华政策上，就形成了这样一套权力逻辑：中国试图利用美国的衰落称霸世界并在权力竞争中压倒美国，美国为了维护其长远利益和权力地位，就必须将打压中国作为其战略重心，美国的全球战略应该服务于遏制打压中国这个战略重心。
拜登及其团队认为自由国际主义的传统并没有错，这是美国强大并将继续强大的根源，美国必须继续坚持自由市场、民主理念和联盟；对于自由国际主义当前出现的问题，美国需要主动去修补和调整，而不是彻底否定。这样的世界观投射到对华政策上，形成了异于特朗普“极限施压”的思路：面对日益增强的“中国威胁”，美国应积极应对，领导全球新的制度建构和规则建构，不能给中国领导的机会，但在某些情况下可以给予中国参与美国领导的机制的机会。换句话说，美国只要相应调整并修补其自由国际主义战略，就足以应对中国的威胁，确保美国的继续强大和领导地位。
在自由国际主义的战略框架下，对华政策只是拜登全球外交政策的一部分，美国既可以为实现其全球政策目标而选择在某些议题上与中国合作，又可以为达成其对华政策目标而选择在某些议题上利用其全球优势与中国进行对抗。其对华决策将更为复杂和多元，而不会是特朗普政府那样将遏制中国作为主要的国家战略目标。
（三）拜登的对华政策受美国竞选政治的影响相对要小。过去几年，对华贸易施压以达成美国追求的贸易协议，占据了特朗普对华政策的主要部分，这与特朗普从执政起便着手巩固基本盘，严格兑现竞选承诺以寻求连任的做法是分不开的。拜登与特朗普不同，蓝领工人尤其是因为自由贸易而失业的工人对他的选情的影响较小，相应地，他通过对华贸易战来维系蓝领工人对其支持的政治动力远没有特朗普那样强烈。
对华贸易政策方面，拜登政府会综合考虑不同利益集团的诉求，包括支持中美贸易的利益集团，如农业游说集团、美国商会、美国零售业联盟等的诉求，从而使其政策总体上趋于温和。而特朗普与保护主义利益集团关系密切（如钢铁企业代表迪米科就是其竞选团队成员），其对华贸易政策基本是为迎合这一集团以及蓝领工人的政治诉求而制定的，在空前规模的中美贸易战中，特朗普基本没有考虑过美国商会、零售业和农民等利益集团的诉求。
（四）拜登及其团队作为决策者，在个性和风格上都更为开放、包容和具有同理心，也更愿意在谈判中作出适当的妥协，与笃信“极限施压”的特朗普团队颇为不同。特朗普无论其个人还是身边的保守派成员，如来自“茶党”的的梅多斯、蓬佩奥，都倾向于从“正义vs邪恶”二元对立的角度来看待中美关系，认为出了问题中方应负“全责”，应做全面让步，他们不相信通过对话可以与中国达成战略谅解，也不相信中美人文交流有什么意义。拜登身边的政策顾问多是自由派知识分子，他们相信机制构建、战略对话和选择性合作的意义，至少愿意与中方进行战略对话，甚至进行某种程度“相向而行”的努力。在中美结构性矛盾非常明显的当下，这对于管控分歧、防止中美关系继续坏下去，可谓意义重大。
总之，作为更为传统的政治人物，拜登更有可能平衡其竞选时不友好的涉华言论和执政后经过全面权衡的对华政策实践，更有可能综合考虑影响中美关系的多种议题，更有可能兼顾美国贸易自由派和保护主义的利益诉求，更有可能全面评估总统顾问们提出的不同政策建议，这些都会使拜登的对华政策不是单一议题化和充满极端措施的，而是相对平衡和可以预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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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孙冰岩，系北京大学中美人文交流研究基地兼职副研究员、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讲师。(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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