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灵魂交流的地点 在网上

编者按：在我们死后，我们在网上的私人信息并不会凭空消失，而会成为一种前所未有的遗产：“数字遗产”。终有一天会死于数字时代的我们，要如何处置自己的“数字遗产”？数字时代让人们面对死亡时的痛苦和悲伤都变得更加复杂，我们渴望保留回忆，也渴望保留某种程度的隐私。作为心理咨询师，《网上遗产》的作者历经十余年，记录了人们在处理“数字遗产”时遇到的种种困境，用无数触动人心的真实事例，让我们前所未有地思考在数字时代的记忆与爱，死亡与不朽。本文摘自引言《纪念伊丽莎白》。

我在洗手间里躲了大约10分钟。这是我有生以来最灰心丧气和尴尬的时刻。几个月前，我在一场专业研讨会上做了相同的演讲，当时非常成功。社交媒体是一个相对新鲜的事物，在社交媒体上悼念别人也真的是一件新鲜事，所以，我是最早谈论这个话题的人之一。在那场研讨会上，我所在领域的学者给出了那么多良好的反馈，也进行了非常积极的讨论。

但是，今天的情况完全不同。几乎每个在场的人都显得心不在焉或困惑不解。我看到很多人交叉双臂，还有很多人摆出了令人沮丧的肢体动作。到了问答环节，现场安静得可以听到一根别针掉落到地上的声音。这次我的听众是普罗大众，显然，我对他们做出了错误的判断。我怎么会错得这么离谱呢？一开始，我假设每个人都知道社交媒体是什么以及它们是如何运作的，带着这个前提我直接开始了演讲，但显然大部分听众都不知道我在这40分钟里都讲了些什么。实际上，这并不令人感到惊讶。2010年，在30岁以上的人群中，社交媒体的使用率低得令人难以置信。天啊，我真是个大笨蛋。我把凉水拍在滚烫的脸颊上，下定决心要回到正在举行的以“死亡”为主题的《星尘》艺术展研讨会的画廊。人们在四处转悠，等待着小组讨论开始。我仍然感到紧张不安，于是站在一个角落里，想和壁纸融为一体，但没有成功。

她在房间另一头看到了我，然后径直朝我走来。在这个房间里的所有“数字移民”中，她肯定是最资深的一位。她那一头蒲公英般蓬松、稀疏的白发被绾起，胳膊上挎着一个特别大的、过时的手提包，就像女王一样。尽管她步态虚弱，个子也很小，但她的步伐坚定自信，而且显然有话要说，我也相当确定她要说些什么。我无力地笑了笑，准备好接受勒德分子[1]的抨击，比如：这些新奇的观念，像是全球的某某玩意儿，不过是一堆废话。

“你意识到了，”她尖刻地说道，“你说的不是什么新鲜事。一点儿新的内容也没有。”

“一点儿新的内容也没有？”我茫然地问道。我以为她会说这场演讲的内容太新潮了，人们不太容易接受。毕竟，Facebook 对公众开放仅有4年的时间[2][3]。人们不仅在网站上创建了纪念页面，而且每天访问逝者在世时的资料。他们将这些网站重新利用，不仅仅是为了悼念和纪念，也是为了对逝者说话。我注意到他们说的话是日常的、随意的，而且几乎总是用第二人称。比如：“我不敢相信今年你不会和我们在一起了。天哪，这糟透了。亲爱的，想你！！”有些评论似乎表示，上网对逝者说话是很有必要的，至少更有效果：“对不起，昨天我没能对你说生日快乐，因为我待的地方不能上网。”

当我和身为研究者的研讨会参与者交流时，他们的确证实了在Facebook上和某个人说话是确保自己熬过那段痛苦时光的最佳方式。他们不一定相信天上有一家网吧，也不是所有人都相信有天堂或其他形式的来世；但是，宗教人士和无神论者说了一样的话：如果你在墓地，或者在某人的房间里对他说话，谁知道他会不会听到？如果你给死者写了信，然后把信放在了某个地方，谁知道他们会不会看到？然而，如果你在 Facebook 上给他们留言——是的，他们会看到。这怎么不是新鲜事呢？实际上她认为这一点儿也不新奇，她觉得很无聊。“这件事和太阳一样老。”她叹息道，然后从手提包里拿出了一个信封。她打开信封，递给我一叠褪了色的、边缘粗糙的纸片，上面印有穿着19世纪晚期服装的人的深色调图片。照片上的人僵硬地坐在直背椅子上，脸上写满了悲伤和坚忍。在背景中，透过柔和的云雾，可以看到一些模糊透明的面孔和身影，那是已经离去的亲人的灵魂。

“你看到了吗？”她问。她肯定看到了我看不到的东西。“我是格拉斯哥唯心论者协会的成员，”她继续说道，“你说的和这是一回事。我们一直可以和灵魂交流。他们有自己的方法。”

“这些是灵异照片。”我试探着说道。

“是的。”她得意地回答。

她继续说了一些话，但是我不记得她说了些什么。这一回，我的脑袋突然一片空白。我装出彬彬有礼的样子，我的目光在她的肩膀处闪烁不定，寻找着能让我脱身的人，一个我必须在他/她离开之前找到的人。我那时心想，这位女士显然有点疯狂，她不理解这个现象，也不理解我表达的观点。但是，如今不论现在她在哪里，我正在向以太（或许是那些照片中的灵魂穿越过的同一片以太）传递一条信息：夫人，真的很抱歉，我无视了你说的话。不是你没有理解我说的话，而是我没有理解你说的话。而且你说得非常好。

有一种关于悲伤的理论叫作“持续联系”（continuing bonds）。后文我将对持续联系做更多说明，这里先点明它的本质：与逝者继续保持联系是一种完全正常的现象。如果你觉得这听起来很奇怪，甚至认为这是个不健康的观念，那么看看周围，看看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幽灵是否正从你身后的薄雾中慢慢浮现。这位早期心理学家对西方思想的影响就是如此深厚，至少目前，他能够改变我们心中所有关于死亡和悲伤的现存假设。他自身对“健康的”悲伤所提甚少，却极大地影响了我们关于“健康的”悲伤的观念。在一篇题为《哀悼与忧郁》（“Mourning and Melancholia”）的文章中，他就像讲述常识一样，把一切都讲给我们听。他说道：“我不认为用下面的方式来描述它有些牵强附会。”他继续解释，悲伤指的是逐渐地、“零零星星地”放下“所爱的对象”，也就是逝者。他没有具体说明细节，但显然，你需要回顾你所珍视的关于逝者的每一段记忆和每一个失去的希望，然后你才能放下它们，平稳地、逐步地释放你的痛苦。弗洛伊德说，如果“逝去的对象继续存在于我们心中”，我们就无法“自由和无拘无束”，因为我们需要“处理”悲伤的情绪。

不过存在一个问题。这些权威的、实事求是的声明经不起任何推敲。它们没有描述大部分人的经历，甚至没有反映弗洛伊德失去一样东西或一个人的经历。没有任何经验证据或逸事证据支持这些观点，但是，至少在西方，这位伟人关于逝者之归属的观点贯穿了 20世纪剩下的那段时间。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当人们使用“无法克服”“难以释怀”和“拒绝承认”这样的说法时，我们可以听到他的声音在耳边回响。和逝者保持着紧密联系的西方人依然倾向于认为自己是病态的，而且别人也容易将他们视作是病态的，尽管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这些观念有问题。事实上，他们只是在回应一种与时间一样古老的冲动：珍惜甚至有意经营与逝去的亲人之间的心理和情感联系。有无数个原因促使我们与对我们而言很重要的逝者保持联系，本书将会对其中一些原因进行探索。

通信技术完美地说明，我们与逝者继续保持联系的欲望是如何根植于我们内心深处的，因为一有新的工具出现，我们就会抓住它，用它和逝者保持关联。在19世纪40年代的纽约，年轻的凯特·福克斯（Kate Fox）和玛格丽特·福克斯（Margaret Fox）拥有活跃的想象力和强烈的戏剧感，她们成功地让众人相信她们可以和幽灵交流。其事业如野火般迅速发展。她们在第一次接触和忏悔之间进行的干预完全就是一场精心设计的骗局。这对姐妹扮演灵媒，大赚特赚了几十年。她们回应了人们似乎无穷无尽的与逝者交流的渴望，使唯灵论运动在美国大受欢迎。到了19世纪80年代，虚假的唯心论风靡一时，成就了当时一场轰轰烈烈的骗局。对于福克斯姐妹发起的著名的降神会来说，所选择的表现幽灵的方式很能说明问题：当神奇的新事物——电报响起的时候，幽灵们也在敲打着发出声音。我们永远不会知道，是不是对这种最新器械的兴趣直接带给了凯特·福克斯和玛格丽特·福克斯灵感，但是，电报传播得越广，人们就越是把敲击等同于交流，幽灵以这种方式说话就越能说得通。

还不止如此。随着摄影越来越普及，摄影设备传播得更广、更容易获得，“幽灵照片”成了精明的通灵者放入菜单中的标准项目。 1880年，一名调查记者在卡特（L. Carter）夫人位于洛杉矶的摄影工作室中进行采访。尽管她向记者保证，她的通灵绝不会彻底失败，但记者仍拒绝接受3.5美元一次的定价。卡特夫人向他保证，如果他想要见的那个幽灵正在做其他的事情，会有一个替身代替它出现。

当这位先生看上去可能会去别处拍摄幽灵照片时，灵媒接到了一条来自“星界”的信息：费用降到2.5美元一次也行。

然而，与进取的卡特夫人和她愤世嫉俗的顾客不同，有些人真的相信依靠技术的力量可以捕捉到幽灵，赫赫有名的托马斯·爱迪生也是其中之一。爱迪生在19世纪晚期发明了留声机。1920年，他在《科学美国人》（Scientific American）杂志上撰文说，他希望有一天能够制造出一台足够灵敏，能捕捉到逝者声音的留声机。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在这场终结所有战争的战争中，那么多年轻人失去了自己的生命。世人对这个突如其来的损失惊愕不已，对他们来说，爱迪生的设想一定非常具有吸引力。到了20世纪80年代，在电影大片中，幽灵通过静态的嗡嗡声和未调谐电视机的闪烁线条显现出来。在21世纪的日本，人们从四面八方来到佐佐木格（Itaru Sasaki）位于山顶的房子，走进他建造的风之电话亭，拿起话筒，诉说对逝去亲人的思念。

[1]勒德分子：19 世纪初英国手工业工人中参与捣毁机器的人，指强烈反对机械化或自动化的人。——译者

[2]作者参与这次研讨会的时间为 2010 年——编者

（未完待续）

作者: [英]伊莱恩 卡斯凯特
译者: 张淼
出版年: 20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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