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终止了哈罗德·布鲁姆的工作，他用毕生的坚持和争论，努力为纯粹的文学阅读守护一方天地 在诗与美的天堂里，等着人来
当地时间10月14日，美国文学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在纽黑文的医院去世，享年89岁。
作为文学理论研究者与批评家的布鲁姆，凭借其早年间开创性的“误读”理论，一举奠定了自己的学术地位。然而，在此后长达40多年的学术生涯中，布鲁姆又以“多变”而又“固执”的姿态，收获了太多来自时代与同侪的冷眼和抨击。
身入暮年，这位几乎将一生都抛掷在学术与文学中的老人，却冒冒失失地走出象牙塔，为了守护自己心中的“正典文学”，如同堂·吉诃德一般，向着他口中的“三流文学”毅然开战。
阅读的“怪物”
“我老了，我这种人就像恐龙，应该住在自然博物馆里。”
几年前，美国卫斯理安大学副教授王敖在自己的一篇文章中，记下了布鲁姆在耶鲁大学课堂上对学生说的这句话。
的确，布鲁姆不仅在美国文学理论与批评界久享盛名，在太平洋彼岸的中国，大概也鲜有不知其人其论的文学研究者、学习者，就连许多非专业的文学爱好者，也听说或运用过诸如“强力误读”“影响的焦虑”这样一些布鲁姆早年提出的批评概念。
布鲁姆1930年出生于纽约，父母是来自俄罗斯的正统犹太移民，两人都没有学过英语。但年幼的布鲁姆天生早慧，他最初从意第绪语诗中发现了诗歌之美，开启了自己一生不辍的文学阅读。
布鲁姆自称为阅读的“怪物”，他说自己可以在一小时内阅读并吸收一本400页的书，年轻时更是一次能读1000页。诗歌尤其是布鲁姆的至爱。他曾表示，自己能背诵不计其数的诗，包括莎士比亚全集、弥尔顿的《失乐园》、威廉·布莱克全集、希伯来语的《圣经》和埃德蒙·斯宾塞的长诗《仙后》。
1955年，布鲁姆在耶鲁大学获得博士学位，随后留校任教。4年后，他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学术专著《雪莱的神话制造》，以浪漫主义诗歌研究开始了学术生涯。
在布鲁姆一生所作50部著作中，最初奠定其学术地位的是1973年出版的《影响的焦虑：一种诗歌理论》。在这部糅合了精神分析学说、尼采的强力意志哲学、灵知主义等神秘学要素的理论著作里，布鲁姆提出了著名的“强力诗人”“强力误读”“影响的焦虑”等后来为文学批评界所熟知习用的概念。
《影响的焦虑》所研究的，是后代诗人如何不得不接受、继而拼命突破前人作品的影响，“找到自己的声音”，最终在文学长河中“逆转时间”，让前人的“真身”被经过自己“误读”后的形象所替代。
值得注意的是，布鲁姆的上述“对抗”理论，不涉及社会学意义上的斗争，而是完全在诗的话语场域中展开。布鲁姆所讨论的，是诗人们以意象、音韵、节奏乃至诗的氛围为武器，上演的诗之王国的永恒战争。
“我已经打了半个世纪的仗，输了”
上世纪70年代，因反思“新批评”学派、反对“作者霸权”的相近立场，布鲁姆和其他三名同事保罗·德·曼、H·米勒、G·哈特曼一起被学界称之为“耶鲁解构学派”，四人还曾合出了一本《解构与批评》论文集。
然而，为时未久，布鲁姆就脱离了这一阵营，并与曾经的“战友”成为互相攻讦的论敌。双方的歧异简明而深刻：一方以文学为路径和武器，大举介入文化、社会与政治批判；另一方则坚持文学自足自为的意义，反对“时髦”与“廉价”的理论旅行。布鲁姆是后者，几乎孤身一人，他称前者以及多元文化主义者、女权主义者、新保守主义者等他认为背叛了文学基本意义的人为“憎恨学派”。
有人将布鲁姆的这种老派姿态，视之为过时甚至反动的“精英主义”。颇为讽刺的是，为布鲁姆所厌弃与拒绝的社会-政治批判，却被人加诸其身——有人把布鲁姆与政治上的保守主义者相提并论，认为他是个白人男性中心主义者，却刻意忽略了他认为《圣经》的某些部分为女性所撰的观点。
人们至少应该再听听布鲁姆自己所说的。在2017年接受《南方周末》访谈时，布鲁姆说，“从社会意义上我并不反对多元文化主义，我只是认为在文学里它不能取代审美的判断和认知的判断……尽管讨论政治或社会问题可能有助我们理解和欣赏但丁、品达、埃斯库罗斯、歌德、陀思妥耶夫斯基或李白，但这又有什么意义？政治和社会问题不会像莎士比亚那样长存。谁关心政治呢？我们关心的是那些能扩充人生的，能让我们更聪明的东西。”
然而，在被问及一生的学术论争时，垂暮之年的布鲁姆自认是个“失败者”。
“没有什么可争的了。我已经打了半个世纪的仗，输了。我不想再和任何人争执，不想再挑起任何辩论……我觉得过去那些争论大多都是个错误，因为有些事情你拦不住，人们就像旅鼠，它们冲进海里。”
转身离开的经典“守夜人”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布鲁姆逐渐淡出文学理论圈的争鸣，转身投入在他看来更有意义、但也树敌更多的“经典保卫战”中。在此后直到去世前的近30年中，布鲁姆几乎将自己的全部精力奉献给了学生和大众。据说，在去世4天前，他还给学生上了最后一课。
布鲁姆面向大众所作的文学经典推介工作，同样工程浩大且成就不凡。这一工作以1994年出版的《西方正典》为代表和发端，这本大书评论了从莎士比亚、但丁开始，到普鲁斯特、博尔赫斯等共20多位经典作家。
此后，布鲁姆又陆续出版了《莎士比亚：人的发明》《天才：一百个最具创造性的心灵》《最佳英语诗歌：从乔叟到弗罗斯特》等著作，难能可贵的是，这些“大部头”在保持最高水准的文学鉴赏眼光与技巧的同时，还具有相当强的普及性与可读性。
除了这类建设性的工作之外，晚年的布鲁姆也依旧保持了年轻时在学术圈的批判锋芒。他将莎士比亚奉为西方经典文学的核心与最高标准，明确反对文学领域的文化多元主义；他对美国作家斯蒂芬·金获得美国国家图书荣誉奖感到愤怒，为“哈利·波特文学”大行其道感到担忧，甚至直指将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女性主义经典作品《金色笔记》的作者多丽丝·莱辛的作法，是“纯粹的政治正确”。
在2017年接受的那次访谈中，本已表示“无意再战”的布鲁姆在采访者的追问下坦言，若要再挑起一次笔仗，他希望反对无知、物质主义、以及简化主义，“我们站在荷马、但丁、莎士比亚、弥尔顿、托尔斯泰、李白、杜甫、孔子、孟子的这一边战斗”。
布鲁姆就像个脾气古怪的守夜老人。已经很久没有夜归的旅人，愿意听他的咕哝抱怨。可人们知道——人们也已经习惯——有他在，寒冬的夜里总有一扇能打开的门。如今，疲倦的老人终于挂锁而去，只留下那些在孤单夜里一人写就的线索——关于钥匙的线索。
他在文学经典的圣殿里，在诗与美的天堂里，等着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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