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杰西·鲍尔 羚羊与反乌托邦羚羊并无区别
杰西·鲍尔（Jesse Ball，1978-），美国小说家、诗人。早期以诗歌写作为主，2008年开始发表小说，2015年，凭借《自杀式疗愈》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
《为何，以及如何谋划一场火灾》
译者：钱进
版本：中信大方|中信出版社 2019年4月
《自杀式疗愈》
译者：沈慧
版本：中信大方|中信出版社 2019年6月
杰西·鲍尔的简易画。
高中女生露西娅带着父亲留下的打火机加入了纵火俱乐部，她写了一本小册子，告诉人们如何纵火、寻找目标、释放愤怒与打火机那微不足道的亮光；一个名叫克莱门特的男人前往村庄寻求帮助，他无法忍受生活的痛苦，于是在这个具有讽刺意味的村庄里，检查员帮他确定自己的幸福状态，不断给他更换名字，遗忘自我，从而打造出一个更符合完美生活的人。这就是杰西·鲍尔小说的内容。
《为何，以及如何谋划一场火灾》和《自杀式疗愈》都具有反讽性思考。露西娅纵火的欲望看似邪恶，实则是一场对操纵社会的富人阶级的对抗，她想以此证明在一个存在希特勒的世界里，剩下的真实生命并非微不足道。而《自杀式疗愈》里的村庄看似在帮助一个人进入幸福生活，但代价却是这个人不得不放弃所有的主动性。
杰西·鲍尔戳穿充满谎言与假象的世界。他用想象力的长矛将现实刺向了另一种纬度。在他的作品中，主人公总是表现出改变现状、超越当下生活的欲望，然而结果总以虚无告终，某种更庞大的东西压抑了他们的人生选择。个人梦境的来源，制造谎言的社会机器，还有在此情境中人物的行动与对他人情感的反馈，这些东西构建了鲍尔小说的幻想魅力，并让人在阅读的快感中反思现实。
面对谎言与梦境
新京报：你在创作课程中说自己教授“说谎，做梦和走路”。能说出一个漂亮的谎言算是一种文学天赋吗？
杰西·鲍尔（以下简称鲍尔）：我开设这门课程的目的，是想要证明人类之间的互动要比简单的真/假二分法复杂得多。比如，那些讲究道德的和比较有绅士作风的人，就总是喜欢说一些谎言，这样他们就不必在对方身上注入太多情感。每个人对于现实的认知也都是和其他人不一样的。当我们开口说话的时候，其实就是抛出了关于现实的、互相争论的观点。以欺骗为目的的说话只是人类行为的一部分，谎言，它可能是善意的，也可能是残忍恶毒的。
新京报：那我们今天破除谎言、抵达真实的途径有哪些？
鲍尔：我认为保持耐心，关怀，并且对芸芸众生、人类与动植物都保持温柔和严肃的态度是最重要的。在某种意义上来说，那种认为人类有能力把自我同世界分离开来的想法完全是一种谬论——当然，从精神层面来说，人同世界有可能分离。但事实是我们总是被嵌入这个世界的情景当中，我们必须要对这个情景保持关注。我们人类整体的处境要比过去糟糕，因为我们相比以往变得更加强大（现在我们正在毁灭地球）。但对个体来说，成为一个好人的历程总是困难的。人们也希望它是困难的，否则，它也不值得我们去获取。
新京报：“做梦”和“走路”给你的写作带来了什么影响？
鲍尔：当我被要求在芝加哥艺术学院任教时，我觉得也许可以教教写作的技巧，但这样其实是不合理的，因为写作技巧——这是每个人自己就能学会的东西。因此，我选择尝试创建其他课程，使学生更生动地感知周围的世界。很明显，如果不真正地参与并感知世界，一个人就无法产生有趣的想法。
新京报：课程之外，你如何安排自由的写作时间？
鲍尔：我通常的做法是把写作当成一种即兴表演。我会在一周的时间里写完一篇文稿。那种感觉就像是文字在主动和我说话，而我只是把它从头脑里抄写下来。在一年的其他时间里，我就去做一些能让生活快乐起来的事情：散步、下围棋、做饭、打坐、与我的狗在一起、清醒地做梦、读书、画画等等。
新京报：清醒地做梦？大多数人可都是沉浸于梦境呢。
鲍尔：清醒地做梦就是意识到自己正在做梦。这每个人都能学会。
新京报：你总是写得很快。《自杀式疗愈》用了六天，《为何，以及如何谋划一场火灾》也只用了不到一个月。在这种写作速率下，你怎么敢肯定自己的作品都能符合预期呢。万一它们就是些失败而仓促的习笔之作呢？
鲍尔：当你的作品是发自真心的时候，它就不会失败。它就是这么一样东西。至于它是不是另一个人想要的，则无关紧要。当然，我有可能写出一些美国出版商认为不可能畅销的东西。但一本书是否能成为一本伟大的书，并不取决于时代观点。一本书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它能像针一样刺入人心。有时对一本书来说，它的读者还没有出生。
新京报：书里有个“纵火俱乐部”，那里面的人“受够了富人和私有财产，想把所有东西都烧掉”。这个想法是怎么来的。
鲍尔：不知道！从我笔下来的呗。
新京报：所以你永远不会提前设定好任何东西？
鲍尔：永远不会——我必须要被（写下的东西）惊悦到。
人类共情是个伪命题
新京报：你很擅长在故事里引入新的维度，打破读者对现实的常规认知。所以，你是否总是希望读者在读完你的书后，会产生相应的迷茫与困惑。
鲍尔：不，当然不是。但我认为如果一本书的作者告诉你应该如何感受它，那它就是一本虚伪之作。读者在阅读一本书时，他们的责任就是了解自己是如何感受书中情境的，了解这种感觉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最后在书籍的帮助下，再了解他们自己究竟是谁。当一本书告诉你说，这里有种安全无害的方式来谈论这一切，我会认为这是一件非常可悲的事。一本好书应当去改变你。在生活中，想要真正获得有价值的东西，必然要经历一番波折。
新京报：你很在乎一个人在现实生活中的真情实感。那你对庞德、乔伊斯、艾略特这些学究气作家是怎么看的？
鲍尔：我很喜欢这些作家。他们的工作有一点让我很喜欢，那就是富有野心。作品的形式和内容就像DNA螺旋线一样紧密相连，两者缺一不可。如今，有太多欠缺深刻反思的作品——它们并没有试图去改变感受与认知的本质。想想这个：在某天早晨，你醒来之后。难道你想在没有看到世界那炽热心脏的情况下就去睡觉吗？如果你想让它实现的话——你必须更加努力；你必须找到最精彩和最困难的书。你不能只是看着事情在眼前发生，你还必须要用自己的眼睛看见它。
新京报：2017年，你在洛杉矶时报上发表了《所有人都应该每十年就进一次监狱》。是什么让你如此愤怒地写了这文章？
鲍尔：我不认为这篇文章的情绪很愤怒。它是一种讽刺，类似于乔纳森·斯威夫特的温和提议。美国人不喜欢考虑我们国家有多少人在监狱里，所以我想让他们多想想。作为一个社会，我们必须改变。对许多人来说，生活很艰难。
新京报：你会觉得人类的共情能力在这个世纪不断退化吗？
鲍尔：他们说，从统计数据上来看，今天的人类对待彼此更加友善，生活也比过去更加轻松，尤其是对女性而言。然而我认为，相对于我们做好事的能力来说，人们在今天交出的实际答卷却一塌糊涂。例如，我们明明有着养活世界上每一个人的能力，可以给他们提供食物和衣服……现在这是可以实现的，但不知为什么，我们没有这么做。我们有实力给世界上的每一个人提供医疗保健，但我们也没有去做。相反地，我们倒是允许一小撮人以残忍冷血的方式操纵着全球事务。我倒是希望这种情况会改变，但我不太相信它会真的发生。
另一方面，像你所说的“人类共情”这样的主题，从很多方面来看都是不存在的。在一个人的生活中，比方说，在你的生活中吧——你呆在一个房间里，这里面有你认识的人，也有你即将相遇的陌生人。在这种情况下，你打算怎么和他们打交道？你又能有多好？这些或许才是更加实际的问题。
新京报：你的小说里会有一股反乌托邦的色彩——你介意我这么形容吗？
鲍尔：这种分类有助于人们在书店里找到这本书，但真正的书，它本身就像羚羊是羚羊一样。如果我把一只羚羊叫做反乌托邦羚羊，这并不意味着什么。
新京报：听起来像是格特鲁德·斯泰因所写的那样——“一朵玫瑰是一朵玫瑰是一朵玫瑰是一朵玫瑰”。
鲍尔：哈，确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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