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虑之类的情绪体现了人的自我认知
【编者按】
戈登·马里诺（Gordon Marino），美国哲学教授兼拳击教练，明尼苏达圣奥拉夫学院（St. Olaf College）克尔凯郭尔哲学图书馆馆长。他曾在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获博士学位，后在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弗吉尼亚军事学院任教，自1995年起任职于圣奥拉夫学院。
在《存在主义救了我》一书中戈登·马里诺讲述了存在主义如何影响他一生的经历。通过学习哲学，他从迷茫的街头少年逆袭成为拳击教练、哲学教授、图书馆馆长。该书不仅是他走出困境的真实记录，也是存在主义的思想史。通过引用克尔凯郭尔、托尔斯泰、尼采、萨特、加缪等哲人的金句，他阐述了存在主义的哲学特征和当代价值，以及存在主义如何克服影响人类行为的负面情绪。
本文摘自该书引言，由澎湃新闻经“未读·思想家”授权发布。
从前苏格拉底（前469/470—前399）时代起［在柏拉图（前427—前347）的对话录中，前苏格拉底哲学家的影响力仍十分显著］，哲学家们就从未停止争论，究竟什么才是智慧最佳的寓所——神话、寓言故事、诗歌、理性、解释、推理。接下来，读者将会领略存在主义哲学家是如何恰到好处地将诗歌和推理这两个要素相互融合的。我将在这些作家的帮助下稳步前行。他们当中绝大多数人的学说都能逻辑自洽，但他们仍然选择将自己对“如何生活”的见解寄托于寓言故事。
克尔凯郭尔在哲学领域才华横溢，他在本书中将会以诗人哲学家或哲学诗人的形象出现。然而，他打心底里认为自己是一个歌德式的浪漫诗人。在他并不算连贯的作家生涯中，与其说他所有的论述以逻辑见长，倒不如说是颇有神话意味。究竟要如何传达那些可以改变和维持人生状态的真理呢？克尔凯郭尔独创了一套方案并将其付诸实际，这套方案就是“间接交流法”。
在克尔凯郭尔看来，我们的知识储备足以应对生活中的一些本质问题，比如，如何成为一个正直而有信仰的人。培养刚正不阿的品质绝非易事，而获得新知也并不是培养这一品质的必要条件。正如鲍勃·迪伦所言，你不需要一位德育教授来教你如何明辨是非，正如没有天气预报员，你也能知道风向。我们真正最需要做的是热情地拥抱思想——即便这种说法听起来有点太无趣、太抽象。这时，寓言故事就可以派上用场了。
克尔凯郭尔认为，宗教式的说教是有关道德和精神生活的对话，其目的不是传播思想，而是唤醒良知，鼓励人们多关注正确的东西。克尔凯郭尔最为深刻的日记之一是他21岁度假时写的。当时，他在日记中提醒自己：“只信奉发人深省之真理。”人们对真理的渴求不应仅限于求知，而应凭借真理塑造自己，就算不能让自己更幸福，也至少要让自己更优秀。虽然我会因此被冠以说教的高帽，但我们应当对这样的真理诚心以求，并将其运用到生活中。
与自视为哲学家的人交流，不出片刻，你便会直面这个问题：“你的论点是什么？”柏拉图及其老师苏格拉底认为，几何证明是论证的典范。然而，存在主义的论述往往采用讲故事或者描写刻画的形式。凡有共鸣者都可以在故事中看到自己的影子。
苏格兰哲学家大卫·休谟（1711—1776）提出了许多令人费解的哲学问题，自他逝世后，哲学家们就一直试图揭开这些谜团。然而，休谟临终前却欣然地把这些问题丢到一边，走出书房打起了台球，仿佛他并未因这些谜团而寝食难安。相比之下，存在主义哲学家（如斯多葛派）通常认为哲学是一种生活方式，而他们会以极为认真的态度来看待和思考。
比如，加缪在其唯一一本哲学专著《西西弗的神话》的开篇，写了如下几句金玉良言：
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就是自杀。评判人生值不值得一活，本身就是在回答这个最为基本的哲学问题。其他问题，诸如世界是否有三个维度、精神有九种还是十二种范畴，都是次要的，都只是小把戏而已，人们必须先给出这个最基本问题的答案。
给出什么答案呢——“人生值不值得”。用莎士比亚的话说：“生存还是毁灭？”29岁的加缪写下了这句话，仿佛用手指戳着读者的胸膛，决绝地说着，若“人生不值得”，那我们不如自杀算了。在加缪看来，人对意义的渴求与生俱来，而宇宙却冷若磐石、意义寡然。所谓人生，便是人和宇宙的冲突。加缪建议我们还是把了结自己的念头收回去。荒诞的意识值得拥有，正如加缪所说：“蔑视能战胜一切命运。”若不蔑视，付之一笑亦可。
分析学派哲学家托马斯·内格尔反对加缪的荒诞哲学，认为加缪就是个疯疯癫癫的可怜虫，而他则沉着冷静地将这种荒诞经历的起因解释为人类从两种不同视角看待人生的独特能力：一种是在工作中保持活在当下的视角，另一种是从永恒中看生命的客观超然的视角。若从后一种视角出发，世上发生的事情似乎都是琐碎繁杂的，纷纷扰扰皆是徒劳。或许内格尔教授彼时正穿着蹭了粉笔灰的灯芯绒裤子，为荒诞之人开了这剂带有讽刺成分的解忧药。在这一点上，存在主义哲学家又和休谟、内格尔不同——饮酒作乐、下棋消遣不足以使其放弃思考自己的问题。在《两个时代：一篇文学评论》（Two Ages: A Literary Review）一书中，克尔凯郭尔断定，客观超然地看待人生等同于自杀，因为人是有活力的，若一直试图以事不关己的超脱态度看待生命，就扼杀了利己之心，掩去了活力的熠熠光芒。
如前文所述，关乎“意义”的问题举足轻重，无论是像“生命的意义是什么”这样的大问题，还是其他具体问题。例如，我们会发现克尔凯郭尔以“约翰内斯·克里马库斯”（Johannes Climacus）的笔名，连篇累牍地描述了死亡的客观事实，旋即又激动地仿佛拽住读者的衣领提醒——即使洞悉世间所有事实，仍不足以一窥“我将死去”这句话的意义。这些头戴贝雷帽、身穿黑衣的作者强调“我”的重要性，强调从第一人称出发、由内向外地思考，这些便是存在主义观点的特征。
正如本书所要讨论的，真实是一个通用主题。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表象似乎比真相更重要——某种程度上，这要归咎于无孔不入的社交媒体和大众对社交媒体的极端依赖。如今，人们不再重视真实。比如，朋友向我发了一份邮件通知我，他生病了，不得不取消和我的午餐。邮件页面的底端显示了三个自动回复选项：“不会吧！早点好起来”“感谢告知，我理解”“祝您早日康复”。我犹豫再三，最后向下滑动鼠标，点击了第一个选项。然而，这样冰冷虚伪的回复令我备感窘迫。
克尔凯郭尔几乎不曾使用“真实”（authenticity）这个术语，尼采也从不认为真实是种美德。但是，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真实”和“存在主义”开始成为两个密切相关的术语。这也并不奇怪，毕竟，当时各领域的存在主义者都力求真诚待己，言出必行，活出真我。当时的美国人深感被一种隐蔽却强大的力量监控着，这力量要求他们循规蹈矩，《麦田里的守望者》《穿灰色法兰绒套装的男人》《推销员之死》等小说无不体现了这一点。面对社会所宣称的“个体主义”，人们一直心怀忧虑，担心自己变得虚伪，为了追名逐利而出卖灵魂。
1946年，关于这一主题，流传最广的文章便是《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这篇文章的作者萨特认为，对人类而言，“存在先于本质”（existence precedes essence）。萨特是这样解释的：人工制品是带有目的性的创造，其目的即是其本质。萨特拿剪刀举例：剪刀的用途就是裁剪，这就是它的本质。但人类的本质则截然相反。萨特坚信人类并不是由上帝计划周详地、目的明确地创造出来的。对于萨特来说，“我”的本质是由我自己选择的。我们用选择界定自己，而这些选择连同自由一起，构成了存在主义哲学家共同探究的另一个主题。其他哲学家谴责存在主义哲学家，认为他们只是在搞心理学而已。从某种程度来说，这种说法不无道理。与美国哲学协会的大多数哲学家相比，存在主义哲学家更重视人的情绪和情感。前苏格拉底时代的一位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有句名言——“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这说明了万事万物处在运动之中。西方哲学中的智慧沉淀大都在着力寻找心灵的罗盘，探寻在内心和外界的不断变化下，人们该如何保持沉着稳健。
苏格拉底、巴鲁赫·斯宾诺莎（1632—1677）、伊曼努尔·康德（1724—1804）等哲学家的心灵罗盘是理性，感性则是可能扰乱心灵罗盘的指针——快乐、抑郁、焦虑等情绪会破坏我们内心的平衡稳定。但是，还有一群哲学家支持感性。在中世纪晚期被奉为“哲学家”代名词的亚里士多德（前384—前322）认为，想要成为一个品德端正的人，就必须在适宜的时机下，适度地流露出恰当的情感。头脑敏锐的休谟则认为，促使我们成为更善良的人的是同情心而非理性。
存在主义哲学家不仅了解人的感知，而且还研究人的情感。克尔凯郭尔、海德格尔、萨特都认为，焦虑之类的情绪体现了人的自我认知。克尔凯郭尔更是认为抑郁可以指引孤立无援的我们全心全意地信仰上帝。存在主义哲学家没有否认人的焦虑、抑郁、嫉妒、负罪感，而是直击这些令人不安的情绪。萨特在一篇文章中提到，不安情绪会造成生命形态的扭曲，存在主义哲学家在研究这些情绪上用力颇深，因此招致批评家的指责，认为存在主义过分悲观消极。
当然，如果人生一帆风顺的话，我们就不会有什么恶念，可惜人生并非如此。曾经，我和一名年轻的运动员聊天，当时她十分沮丧，因为她被诊断出风湿性关节炎。这名运动员曾为了练出六块腹肌而刻苦训练，这本是她运动员身份赖以为继、焦虑情绪得以排解的方式。无法一如既往地拼尽全力训练谈不上是什么世界末日，但是如今，她没法再把体能训练当作宣泄愤怒、失望、焦虑的出口，只能靠自己努力维持良好的心态。
圣保罗（Saint Paul）曾提及“存在的呻吟”。而存在主义哲学家认识到，如何承受生命中不可避免的打击，于我们的生命而言，至关重要。
《存在主义救了我》，[美]戈登·马里诺著，王喆、柯露洁译，未读·思想家·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9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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