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大学生的“绝望”从何而来
□伍国
2018年5月下旬,美国《纽约时报》刊载文章《大学知道而父母不知道的绝望》,提到了几桩美国大学生因学业压力而走上绝路的悲剧。与此同时,加州大学一所分校的20岁华裔女学生自杀也在美国华人社区引起了广泛关注和讨论。在《纽约时报》的报道中,记者引述一名自杀学生母亲的话说:“我们仍然感到震惊,校方知道所有的事,却没告诉我们任何事。”记者接下来写道:“学校往往以学生的隐私为由,屏蔽了父母得知子女学业成绩、心理压力——甚至是自杀倾向的渠道。”报道显然认为,校方对住校读书的学生的自杀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自从我本人几年前经历和参与处理了班上一名美国白人学生自杀事件以后,也一直关注美国大学生的心理状况和背后的社会原因。在这名学生的个案中,父母离异,家庭背景复杂,经济状况不佳,长期给他带来极大的精神压力。尽管他温和、礼貌、好学(特别爱学习中文及与中国历史文化有关的课程),心理压力还是导致他在一次同学饮酒聚会之后突然自杀身亡。
大学生精神健康问题早已成为美国教育界、心理学界关注的热点。据统计,2015年全美有17%的大学生寻求焦虑症治疗,13.9%患抑郁症。在俄亥俄州立大学,寻求心理咨询的学生同比增加了43%。
在我看来,美国离婚率居高不下是学生心理压力的一个原因。美国文化以自我为中心,父母做出离婚决定时往往不会考虑子女的感受,或者假装子女对此没有感受,而且能和继父母以及他们带来的兄弟姐妹和睦相处。事实是,一个单亲家庭孩子的心理阴影远远大于来自完整家庭的孩子,还不必说单亲家庭的经济压力和高额学费之间的矛盾。
事实上,即使完整和睦的家庭也难以避免子女进入心理危机状态。美国高教界发现大学生普遍存在“over-sensitive”(过度敏感)问题。在我看来,所谓美国学生的独立和成熟,是被中国国内舆论夸大了的。美国大学生里依赖父母祖辈的经济资助、开着豪车上课的并不少见,其经济独立和心理成熟程度并不一定比中国大学生更高。但这个年龄段的特殊性在于,假如一个学生在学校体验到很深的学业困扰和人生危机感,可能会因为不认为自己是“孩子”而很难把内心想法和父母沟通,父母则很容易误认为自己的孩子“成熟懂事”,会照顾自己,根本没有问题。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国社会对“隐私”的过度重视加剧了个体的孤独感及父母与学校之间的沟通失灵。美国高等教育的确存在一个难以解决的矛盾,就是大学纠结于究竟是把大学生这个处于人生过渡期年龄段(18岁到22岁左右)的人群当成“孩子”来对待,还是当成“成年人”来对待。在某些情况下,校方确实把学生当成“孩子”,因此对于学生的学业问题,包括总分低于多少,有相当多的帮助和挽救措施。事实上,因为分数过低立即被退学的情况在我任教的这所超过两百年历史的学校很少出现,因为这类学生可以一次次地提出申诉,获得帮助,继续留在学校。这种治病救人、一再原谅的态度,还是因为把大学生当成“孩子”来对待的。但另一方面,一旦涉及学生的“隐私”,学校又必须把学生当成“成人”。根据美国国会在1974年通过的一项“家庭教育和隐私法案”,大学生的学业成绩和在校表现记录完全属于学生个人的隐私。大学生有法定权利不把自己的成绩告诉父母,如果允许学校把自己的表现告诉父母,必须签署文件。如果父母致电学校要求查询自己孩子的学业表现,学校要根据学生预先的书面指令决定是否和父母讨论这些情况。
在我的亲身经历中,学校领导会告诉教授,如果父母突然打电话到办公室来查询自己孩子的情况,教授最好的做法就是谎称自己马上要开会,以避免和父母讨论关于学生的问题,或者找到缓冲时间来查查相关背景资料。尽管大学也说明,学生的记录在涉及个人安全的“紧急情况”下可以公布,但按过往的案例来看,大学生自杀往往都毫无征兆,甚至很多自杀学生都给同学留下热心、积极、快乐、阳光的印象。这也表明,自杀者完全可以把自己的心理阴影和负面念头完美地隐藏起来,但在学校的处理实践中,所谓的“紧急情况”也就很难出现了。
在社会文化层面,由于对隐私的高度保护,学生之间也不容易就自己内心的想法相互深入沟通,社交往往停留在礼貌、微笑、让彼此开心的肤浅层面。真正有心理危机的学生只能秘密求助于大学的心理咨询中心。就我对一些学生非正式询问的结果来看,他们对大学心理咨询中心的实际效果并不满意。心理咨询人员受过严格的职业训练,只能是按部就班,把接受咨询的学生当成一个似乎没有真正的灵魂和情感的“客户”来处理。他们所做的往往就是做出一副耐心的样子倾听,说一些似是而非的话,或定期带来经过专业训练的狗让学生亲近。但实际效果如何,是很难说清的。
在这方面,中国大学里的辅导员制度似乎更合理一些。辅导员的年龄、阅历和学历介于大学生和多数教授之间,其职责是在学业和完全专业化的心理咨询之间建立一个相对非正式和非专业的沟通渠道,让学生在教师和咨询师以外,还有一种类似“大朋友”的人可以沟通。我认为这种方式是中国校园文化里独特和有人情味的成分,但在美国,这种职业一定会被视为“不专业”。
现代校园越来越多地出现种种不易察觉的学生心理危机。电脑、手机、社交媒体日渐减少人和人之间,包括父母和子女之间面对面的深入交流,而“点赞”和“拉黑”正在成为人际交往的新模式。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思考,在一切都制度化、法律化、技术化和专业化的时代,大学校园可能失去了什么。
(本文作者为美国阿勒格尼自由文理学院历史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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