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高等教育体系的逆袭之路：从贻笑大方到独孤求败
编者按：20世纪美国高等教育异军突起，伴随着美国国力的上升最终执世界高等教育之牛耳。斯坦福大学教育研究生院教授David Labaree在Aeon网撰文认为，美国高等教育崛起的因子在19世纪草创时期就已经孕育。这一体系诞生于19世纪国家衰弱、市场强大、教派分裂、土地供过于求的时代，投机客为了抬高广袤西部地区的地价，教派为了争取更多的信众，诱发了突飚猛进的小镇办学浪潮。到了1880年，美国的学院数量是整个欧洲大陆的5倍，仅俄亥俄州有37所学院，而整个法国只有16所，而且这些学院没有集中于东海岸的人口稠密区，星罗散布在全美国的各个犄角旮旯。这些学院地理位置偏僻、入学门槛低、教学质量差、师生规模小，是当时世界高等教育界的一个笑话，然而它却为后来大学生人数的飙升准备好了物质基础设施。由于缺乏国家拨款，这些学院自负盈亏，为了招徕学生和争取捐款必须激烈竞争，因而也获得了很大程度的自主权和极强的适应性。与欧洲精英主义大学不同，美国学院主要面向中产阶级而非上层阶级，因而也具有了实用主义和平民主义的本质特征。这些都为20世纪美国高等教育的崛起准备了必要条件。但作者同时指出，美国高等教育的兴起于独一无二的历史环境，这一模式不太可能在21世纪的其他国家复制。
土地投机与教派竞争
如果一个游客在19世纪来到美国，会发现这个国家的高等教育体系根本就是个笑话。它甚至算不上是一个体系，而仅仅是一堆自称“学院”的机构，乱糟糟地分散在农村。资金不足，学术水平堪忧，坐落于边地小镇，没什么值得说道的社会功能，这个体系似乎注定湮灭无闻。但到了20世纪下半叶，它却在世界高等教育市场上占据了统治地位。与其他国家的同类院校比起来，它积累了更多的财富，生产了更多的学术成就，斩获了更多的诺贝尔奖，并且吸引了更多的优秀师生。美国大学在世界排名中占据了主导地位。
这个值得大书特书的转变是如何发生的？这个体系的特性，在19世纪看来是缺陷，到了20世纪却成了优势，适度的州拨款，对学生的依赖，平民主义的氛围，以及对足球的痴迷，赋予它一定程度的自治权，让它能够屹立于学术世界。
这一体系出现的时候，美国正处于捉襟见肘的历史早期，当时国家衰弱，市场强大，教派分裂。教会在中世纪欧洲曾培育了第一批大学，而美国的学院却缺乏教会和国家的有力支持，所以美国的第一批学院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当地精英和学生学费的支持。它们从州那里获得了营业执照，但是除了授权以外，政府并没有资金投入。
19世纪开办一所学院的根本原因，更多时候并不是为了提高教育水平，而是为了追求利润。在美国历史上的大多数时候，财富的首要来源是土地，然而在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土地远远供过于求，投机客们面临的挑战是如何说服人们购买他们的土地，而不是买另一家的。（例如，乔治华盛顿在西部积攒了5万英亩的土地，大半生都在徒劳地试图将他的财产变为现钱。）19世纪中期，联邦政府开始把土地出让给农场主，情况就变得更加令人绝望了。有一个解决办法，就是证明，这块土地不简单是另一个尘土飞扬的农场村落，而是一个新兴文化中心的黄金地段。没有比学院更有“文化”的东西了，投机客们把土地“捐赠”给学院，获得州政府执照，然后溢价出售土地，很像今天高尔夫球场的开发商们，为的是抬高周边房价。
当然，取得学院执照和实际创建一个正常运转的机构是不一样的。因此，投机客们通常会把新兴的学院挂靠于某个宗教派别，这样有几个好处，一是它圈占了市场，对于长老会的消费者而言，更愿意上长老会学院而不是卫理公会学院。另一个优势是员工，直到19世纪晚期，几乎所有美国学院的校长和教师都是神职人员，他们特别受学院创建者的青睐，原因有二，一是他们大都受过良好的教育，二是他们都具有奉献精神，愿意接受低薪的工作。而第三个好处是，教派可能会时不时发发善心，给苦苦挣扎的后代捐点钱。
利润和信仰的动机集于一身，产生了一种独特的美国性格——牧师投机客。J·B·格林内尔（J B Grinnell）是一名公理会牧师，他离开了自己创建的位于华盛顿的教堂，准备去西部投机建立一个小镇。1854年，他在爱荷华州某地定居，并把小镇命名为格林内尔，然后取得了一张学院执照，之后就开始以每英亩1.62美元的价格出售土地。他并不打算从头组建一所学院，而是说服爱荷华学院（Iowa College）从达文波特搬过来，并打算起名为格林内尔学院（Grinnell College）。
上述学院的发展过程有助于解释19世纪美国高等教育体系涌现时期的很多事情。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学院坐落于人口稠密的美国东部沿海地带。超过一半的学院分布在中西部和西南部人烟稀少的边地。如果你的目标是吸引大量的学生，这可不是一个划算的商业计划，但是它在吸引定居者方面却很管用。边地的地理位置也有助于解释教派对学院的象征性支持。在美国，没有一个教派占据统治地位，而在这样的竞争环境中，每个教派都只顾自己，所有人都希望在新的国土上插上本教派的旗帜，而唯恐把这些地方拱手让给对手。总之，土地投机和教派竞争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到了1880年，俄亥俄州有37所学院，而整个法国只有16所。
突飚猛进的办学热潮
这类学院的数量之多令人瞩目。1790年，在新共和国的最初十年，美国已经有19所学院或大学。在最初三十年间，这一数字逐渐增长，到了1830年达到了50所，然后开始加速，到了19世纪50年代已经达到了250所，在接下来10年间又翻了一番（563所），而到了1880年总数达到811所。学院的增长大大超过人口的增长，1790年每百万人拥有5所学院，而到了1880年，这一数字上升到每百万人拥有16所学院。在这一年，美国的学院数量是整个欧洲大陆的5倍。这是全世界最过度兴建的高等教育体系。
当然，就像欧洲游客热衷指出的，把大部分学院叫做高等教育机构实在是一种勉强的延伸叫法。首先，它们规模都很小。1880年，一个学院平均拥有131名学生和10名教师，每年授予17个学位。大多数位于远离文化和优雅的蛮荒之地，教师是传教士而不是学者，只要愿意付学费都可以入学，而学位的市场价值是可疑的，大多数毕业生最后进了教会，或者其他不需要学士学位就能入行的职业。
在东海岸，一小部分学院——哈佛、耶鲁、普林斯顿、威廉玛丽——吸引了富贵之家和权势之家，成为了培养未来领导人的地方。但是，在接近边疆的地方，并没有建制精英阶层供学院与之建立联系，学院对社会身份区分毫无用处。每个城镇都有自己的学院，这一事实导致招生的竞争激烈，也意味学费维持得很低。学院只能小本经营，用简陋的设施和低廉的学费努力吸引和留住学生和教员，以便进行新一轮的筹款。这也意味着，学生更多来自中产阶级而非上层阶级，来这里是为了体验而不是为了学习，而最严肃认真的学生是那些拿奖学金的学生。
19世纪这些学院地位低下的另一个标志是，这些所谓的“学术机构”也遍布美国大地，很难说出跟高中有什么区别。对于学生而言，去上高中还是去上学院，这是一个平行的选择，而不被视作前后相继的两个阶段。因此，高中学生和学院学生的年龄范围基本是一样的。
到了19世纪中叶，除了这些独立机构——我们今天叫做私立机构——还出现了各种各样新形式的公立学院。各州开始建立他们自己的学院和大学，至于原因，很大程度上跟教派和城镇是一样的：竞争（如果邻州有大学，那么你也需要一个）和土地投机（当地的支持者推动立法机构授权他们分一杯羹）。此外，还有一些学院在联邦拨给的土地上建立，它们更注重实用教育而不是经典教育，比如工程和农业。最后是师范学校（normal schools），致力于为日益增长的公立学校体系提供师资。跟私立学校不同，这些更新的机构在公共管理下运作，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拥有稳定的公共资金流入。直到20世纪初，它们才开始获得年度拨款。因此，跟私立学校一样，它们不得不依靠学生的学费和捐赠维持生存，它们不得不在私立前辈们建立的更大的市场上竞逐学生和教员。
不成体系的“体系”
1880年，美国高等教育体系异常庞大，空间分散，管理分散，制度复杂性显著。这一体系在19世纪初形成了独特的结构，并在接下来几十年里进行了复杂的演绎。把这800多所学院和大学五花八门的集合叫做一个“体系”，这似乎有点奇怪。“体系”指的是一项计划和一种治理形式，让事情按部就班。在大多数其他国家，确实存在正式的高等教育体系，政府部门负责监管这一体系，并随时间的推移进行修补。但在美国不是这样的。
美国的高等教育体系并不是从一个计划中产生的，也没有任何机构来管理它。它就自己冒出来了。尽管如此，它仍然是一个体系，具有确定的结构和清晰的规则，引导身处其间的个人和机构行动。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它不像一个由宪法指导的政治制度，而更像一个个人选择累积而成的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体系。想想城市的扩张，而不是规划的社区。它的历史不是深谋远虑的建构，而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市场体系也是自己冒出来的，但我们并不会因此无法理解，它是如何发生的，以及它如何运作。
人们确实尝试把某种逻辑形式和功能强加给这一体系。安德鲁·杰克逊之前的所有总统都认为需要建立一所国立大学，从而为这一体系设立一个高标准的楷模。但是，这些努力都失败了，因为人们普遍害怕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另外还有一些人试图根据自己的想法去塑造这一体系的目标。
学院制度的薄弱之处显而易见。大多数学院并不是为了促进高等教育而设立的，它们培养的学术水平确实有限。它们依靠原始的基础设施，缺乏可靠的资金来源。它们数量过多，没有自己的特色，也没有一个中央机制把其中某些学院提拔鹤立鸡群的位置。与欧洲不同，美国的大学没有国家政府和建制教会的正式批准，只是一些位于文明边疆的边缘公私机构的集合。真是一团糟。
以1800年成立的公理会的米德尔伯里学院（Middlebury College）为例，它如今已成为这个国家首屈一指的文理学院，被认为是“小常春藤校”之一。但在1840年，当新校长来到这所学校（一个名为本杰明·拉伯雷的长老会牧师，也是我祖父的祖父），他看到的是一个正在挣扎求生的机构，在他担任校长的25年任期内，情况并没有多少改观。在写给董事会的信中，他详细地列出那个时代困扰一个小学院校长的一系列问题。他的年薪是1200美元（约合今天的32000美元），但他发现董事会无力支付这笔费用。因此，他立即着手为这所学院筹集资金，在他参与的八次筹款活动中的第一次，他自己捐赠了1000美元，并向一小群教员征集捐赠。
愁钱是老拉伯雷信中最大的主题（挣扎着招募教员并支付工资，抵押自己的房子来补发拖欠给自己的工资，并不断寻求捐赠），他试图让寥寥几个不合格的教授提供完整的大学课程，这个窘境不可避免，但他仍然抱怨不已：
先生们，我同意出任米德尔伯里学院校长时，充分理解你们的教员规模很小，也理解大量的任务要压在校长的肩头——我应该迫切地改善机构的经济收益，无论是出于方便还是出于责任我都需要这么做，这些都是自然可以预料到的，但我没有料到的是，缓解学院经济窘境，筹集资金采购书籍、建设校舍等等劳动和责任都是我的事儿。如果我早知道你们对我的要求，我就绝不会答应这门差使。
在来往信件的某处，老拉伯雷罗列了作为校长他必须教授的课程：“知识和道德哲学、政治经济学、国际法、《基督教之见证》（Evidences of Christianity）、文明史，以及巴特勒的《类比》（Analogy，即《自然宗教与启示宗教之类比》）。”美国的学院教授可享受不起狭隘专业知识的奢侈。
简而言之，19世纪中叶的美国学院体系都是一些承诺，而没有实际产出。尽管如此，事实证明，这一承诺非同凡响。一个隐含的优势是，这个体系几乎包含了所有的元素，以应对未来快速扩大的学生需求和迅速增长的注册人数。它拥有必要的物质基础设施：土地、教室、图书馆、教员办公室、行政大楼及其他。这些物质存在并不是集中于少数几个人口中心，而分散在大陆国家的广袤国土上。它的师资和管理已经到位，拥有培养方案，能够提供课程，政府承认它颁发学位的资格。它拥有成型的治理结构，知道利用多种收入维持运营的方法，同时获得当地社区和更广泛教派的支持。这一体系主要缺少的就是学生。
平民主义与实用主义特质
另一个优势来源是，在达尔文自然选择的竞争环境中幸存下来的，是一些虽然平平无奇却涵盖不同类型的学院和大学。作为一个从未享受过拨款保障的市场机制（公立和私立都是如此），学院向潜在捐赠者筹款，并向有能力支付学费的学生推销自己。他们要满足个人市场的关键顾客需求，而且必须娴于此道。特别是，他们必须敏锐地把握潜在的学生想要在学院里获得什么样体验，因为后者将会支付大部分学院开支。学院怀着强烈的动机与其毕业生保持长期的联系，后者将会成为新生和捐赠的首要来源。
此外，学院的架构——超然的董事会、强势的校长、地理的隔绝、独立的财务——让它成为一个适应性极强的机构。这些学院无须征求教育部长或主教的许可就能自作主张。校长就是企业的CEO，他们拥有明确的使命，即维持学院的生存能力并扩大其前景。他们必须充分利用地理和挂靠教派带来的优势，在与对手的竞争中迅速适应，及时调整教学方案、价格和声望等关键性制度问题。另一种选择是破产，1800至1850年间，40所文理学院关门大吉，占总数的17%。
成功的学院也深深扎根于全国各地的偏远小镇，它们自诩为教育地方领导人的机构和社区的文化中心。学院的名字通常也就是小镇的名字。这些在19世纪中叶幸存下来的学院，蓄势待发，为马上到来的激增的学生收益、新的资金来源、上大学的新潮流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美国的学院保留了平民主义的氛围。由于坐落于全国各地的小城镇，他们被迫与同侪在相同的环境中竞争，因此更关心生存而非学术标准。因此，美国高等教育体系呈现出中产阶级而非上层阶级的特征。尽管贫困家庭仍然没有能力送子女上学，但普通的中产阶级家庭可以。入学简单，学业挑战适中，学费容易张罗，这些为学院创造了广泛的民众基础，而后者让这个体系能够独存于牛津式精英主义的高等教育世界中。
美国高等教育模式的最后一个特征是其实用性。随着19世纪中叶的发展，高等教育体系将这种实践取向融入到学院结构和功能的标准模式中。学院的土地来自赠予，与这种实用性偏好互为因果。重视实用技艺被铭刻进这些机构的DNA，美国力图把“绅士或知识分子的学院”转变为“实践事务的学院”，强调制造和谋生，而不是为了社会身份镀金或者探索文化高峰。这一模式广泛传导到这个体系的其他部分，结果不仅是把工程学和应用科学纳入了课程体系，而且倾向于把学院本身作为服务于商人和决策者的问题解决者。它传递的信息是：“这是你的学院，为你服务。”
德国研究型大学的移植与改造
所有的这些都大受消费者欢迎，但它并没有让美国学院成为知识成就和名望的中心。然而，这一点在19世纪80年代开始发生变化，当时德国研究型大学在美国教育领域横空出世。在这个新兴的模式中，大学是一个生产尖端科学研究的地方，并为知识精英提供研究生水平的训练。新的研究型大学模式为机构臃肿和学术平庸的美国高等教育体系注入了学术可靠性，这显然是它一直缺乏的。这一体系第一次宣称自己是最高水平的求学之所。与此同时，注册人数激增，弥补了旧模式的另一个问题——学生长期短缺。
但美国没有照搬德国模式。相反，让这个模式适应美国的需要。研究型大学是一个补充，而不是一个转型。德国大学是精英学府，致力于研究生教育和高水平研究，可能只有通过强大而稳定的国家支持才能实现。由于美国并没有现成的资金，研究生教育和学术研究只能适量存在，而且只有嫁接到美国耐寒的本科教育砧木上。它需要来自大量本科生的财政支持，他们支付学费，并从州那里争取人均拨款。它还需要向美国学院现存的平民主义和实用主义争取政治支持和社会合法化。高水平的研究生学习依赖于广泛可得的本科经验，而不在智力上做过分要求。简而言之，它需要学生。20世纪，学生们来了。
到了那时，美国的高等教育体系利用它过往岁月的生存能力，处于一个强有力的位置。相较于更加古老和更加卓越的欧洲机构，它作为平民主义企业，提供了很多实际的好处，因此享有广泛的公众支持。这让人感觉这是“我们的”机构，而不是“他们的”。为了生存，这一体系不得不想方设法取悦学生，这意味着提供丰富的社会娱乐活动——包括兄弟会、姐妹会，当然还有足球——以及一个不太具有挑战性的学术培养方案。它们的理念是让学生与本机构产生深刻的联系，以至于成为后者的身份认同——这有助于确保他们在未来的生活中继续保持学校的本色，回母校参加同学会，为自己的孩子注册入学，并慷慨解囊。
这种平民主义特质一个可见的标志就是人们使用的语言。美国人倾向于把“大学”（university）和“学院” （college）两个词混用。然而，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大学”指的是提供学士或研究生学位的最高水平高等教育，而美国人所说的“学院”有时候更像社区大学，提供副学位和职业培训。所以，当英国人或加拿大人说“我要上大学”时，带有一种精英的优越。但对于美国人而言，说这个词（university）显得有点做作和自命不凡，他们更倾向于说：“我要去上学院。”不管他们上的是哈佛还是地方贸易学校。这确实有点误导人，因为美国高等教育明显分层，这些机构的社会地位差异巨大。但它也具有典型的平民主义色彩，主张学院向几乎所有人开放。
高度自治与创新精神
进入20世纪以后，这一体系的另一个优势是，美国的学院和大学倾向于享有高度自治权。在私立非营利机构中尤为明显，这类机构占据了美国高等教育的大多数。超然的董事会在所有权上拥有这些机构，并任命校长，而由后者担任CEO，制定预算，并管理教职员工。现在，私立大学获得了大量政府资金，特别是研究补助、学生贷款和奖学金，但他们在学费、薪酬、课程和组织方面拥有广泛的自由裁量权，这使得大学能够迅速适应变化的市场环境，应对资金机遇，开发新的项目，成立研究中心。
公立大学归州管辖，州为其核心功能提供拨款并制定政策。这限制了大学在预算、学费和薪酬等问题上的灵活性。但州的资助只占总支出的一部分，随着机构地位的上升，所占份额也在下降。美国一流的公立研究型大学从州那里获得的预算经常不到20%。比如弗吉尼亚大学，这一比例低于5%。地方州立大学从州那里获得大约一半的资金。因此公立机构也需要像私立机构一样找法子补充资金——包括学生学费、研究补助、服务费用和捐赠。它们在追随私立机构的过程中，适应市场，寻找机遇，获得了可观的自由度。公立研究型大学在州的控制下拥有最大限度的自主权。长期以来高居榜首的公立大学——加州大学和密歇根大学，在州的宪法中都保有自主权。
结果表明，自主权对一个健康动态的高等教育体系非常重要。大学在新兴阶段运作得最好，在这一过程中，自下而上地产生首创精神——教员追求研究机会，部门制定项目，管理者开始建立机构和中心，都在利用有利环境中各种可能。国家高等教育部门的中央计划旨在将大学引导向政府目标，但这种自上而下的决策往往会扼杀教师和行政人员的创新行动，后者对这个领域最了解，也最知道市场的需求。你可以量化自主权对大学质量的影响。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家卡洛琳·霍克斯比（Caroline Hoxby）和她的同事们做了一项研究，将大学的全球排名和国家资助占比进行比较（采用上海交通大学计算的排名）。他们发现，当国家资金占预算比例上升1个百分点时，大学排名就会下降3位。相反，当来自竞争性赠予占预算比例上升1个百分点，大学排名就会上升6位。
19世纪，来自教会和国家的微弱支持迫使美国学院发展出一种新型的高等教育体系，这是一种精简的、适应性强的、自主的、对消费者需求敏感的、部分自我支持的并且彻底分散的高等教育体系。这种简陋的开端为系统提供了核心特性，使其成为世界领先的体系。这群不知名的学院进入了世界顶尖大学排名。到了21世纪，美国大学占据了世界排名前100所中的52所，前20所中的16所。
白手起家，美国高等教育体系不再是一个笑话，而成为了全世界羡慕的对象。然而不幸运的是，由于这一体系并不是在计划之下出现的，所以对其他国家而言并非可供模仿的模式。它在独一无二的历史环境下产生：国家衰弱，市场强大，教派分裂，土地供过于求，而且是一个学术标准很低的时代。尝试在21世纪的任何地方复制这种模式，那只能祝你好运了。
本文原载于2017年10月11日Aeon网（aeon.co），小标题为译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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