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窥天下】市长自杀背后的韩国两性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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朴元淳维护女性权益的公共形象与他所受到的指控反差之大，反映了韩国社会观念上的两性平等与生活中的阶序关系之间的矛盾。日常生活中男性对女性的“权力”一旦被用以强化服从关系，就容易滋生强权和暴力。而社会的宽容和纵容，是受害者们得不到帮助乃至走向死亡的重要原因。
日前，韩国首尔市市长朴元淳自杀事件震惊了韩国社会。
朴元淳出身贫寒，读书时积极参与韩国民主化运动，步入政坛前是有名的人权律师，从政后从未有过腐败丑闻，作为首尔市市长颇受市民拥戴，并因此两次连任。
这样一位几乎没有瑕疵，并且有志于挑战下一任总统宝座的政坛明星突然自杀，自然令人惊愕。
然而令韩国人更难以置信的是，朴元淳自杀很可能是因为他性骚扰女秘书的丑闻将被曝光。
朴元淳在韩国是家喻户晓的“女性权利人权律师”。1993年，首尔大学的一名助教起诉一名申姓教授“性骚扰”并胜诉，这是韩国第一例胜诉的“性骚扰案”，而朴元淳就是当时的律师团成员。
当选首尔市长后，朴元淳制定了“首尔市性暴力预防行为守则”，启动了旨在支援性骚扰受害者的“WithU项目”。
项目启动时，朴元淳再次提及首尔大学申教授案件，并称“很多青年因为性暴力的阴影而忍受痛苦，首尔市要和他们站在一起，要以使命感推动这项事业”。
朴元淳维护女性权益的公共形象与他所受到的指控反差之大，非常典型地反映了韩国社会长期存在的一大矛盾：观念领域里的平等价值观与日常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阶序关系之间的矛盾。
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韩国人不断追求民主、平等、人权，与政治威权和大资本的经济霸权进行斗争。在观念领域里，平等、人权的价值观已然形成。
有陌生人在场时，韩国人谦让有礼。一旦进入日常生活，韩国人的人际关系又呈现出严格的阶序特征。
年长者相对年幼者、高职位相对低职位、男性相对女性有着约定俗成的“权力”。
“下位者”与“上位者”谈话时使用敬语，对自身则使用“卑称”。“下位者”遇到“上位者”要鞠躬，喝酒时要侧身，递东西要用双手，很少当面反驳“上位者”的意见。
这些行为规范如果超出礼仪范畴，被“上位者”用以强化权力-服从关系，就容易滋生日常生活中的强权和暴力。
年轻女性处于社会关系中的最底层，遭受暴力和歧视的现象也更加频繁。在朴元淳自杀半个月前，韩国女运动员崔淑贤因为不堪忍受教练的暴力和侮辱而自杀。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告发朴元淳的秘书还是崔淑贤，她们都曾多次向有关部门、同事求助。
韩国社会设有完善的暴力预防机构和措施，首尔市政府里就有“性别特别辅佐官”“人权担当官”“女性家庭政策课”等机构。但当女秘书向同事求助时，其同事没有按照“首尔市性暴力预防行动守则”予以回应。
2019年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针对5个球类项目运动员进行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女运动员中的37.7%曾遭受过性骚扰和性暴力，而且大部分发生在公开场合。
施害者即便受到惩罚，其中仍有38%回到了原来的工作岗位，还有人升职。
2016年，一本描写韩国普通女性生活的小说《1982年生的金智英》成为畅销书，后来被拍成电影。
这个故事描写了一名普通女性在恋爱、求学、求职、工作、婚姻、育儿等日常生活中遭遇的两性不平等和性骚扰等现象，引发了韩国女性的强烈共鸣，而作者和演员们却在互联网上遭到了一些男性网民的谩骂。
可见韩国社会在现实生活中对于两性不平等仍然较为宽容，而这种纵容是受害者们得不到帮助乃至走向死亡的重要原因。
但是，我们也应该认识到，近年来有关韩国职场性骚扰、两性不平等以及互联网上针对女性的犯罪（例如“N号房”事件）话题被频繁曝光，既说明韩国社会存在这样的问题，也说明这些问题正走向社会舆论的中心。
2019年，前忠清南道知事安熙正因为性侵女秘书而入狱。今年4月，釜山市长因为被告“与女职员有不必要身体接触”而辞职。
朴元淳涉性骚扰案件虽然还在调查中，但在诉讼人通过新闻发布会公布了大量被性骚扰的细节后，朴元淳所属的共同民主党马上改变措辞，对受害者表达了歉疚和慰问。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韩国女性鼓起勇气维护自身权利，韩国社会中的生活民主化运动不断深入发展，这些努力正切实推动着两性平等由口号走向实践。
（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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