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国际热点回顾与展望之九 在疫情中颠簸的日本
□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 刘军红
2020年，疫情对日本构成重大冲击，让日本再度陷入颠簸，其政治轨迹正在改变。安倍再度突然辞职，终结了“安倍经济学”下的政治稳定、经济复苏、人心安宁的“复兴梦”。
安倍政府在抗疫问题上是舍得花钱的。但在隔离、封城、限制人与人的接触上，却是模棱两可、摇摆不定。目前疫情还在冲击着日本，必将加速其内外环境变化，推动结构性变革。
岁末年初，全球疫情掀起第三波感染潮，日本依旧未能避免。菅义伟政府虽发布了紧急事态宣言，并将范围扩大至11个地方行政区，但疫情仍未好转。人们祈盼的“疫情清零、经济复苏，日本复兴”的美好画面恐难如期而至，日本仍未走出疫情漩涡。
回顾过去的一年，疫情对日本构成重大冲击，让日本再度陷入颠簸，其政治轨迹正在改变。
首先，疫情期间安倍再度突然辞职，终结了“安倍经济学”下的政治稳定、经济复苏、人心安宁的“复兴梦”。2012年底安倍二次上台，面对美国金融危机、欧洲债务危机、日本地震危机及其带来的结构巨变，抛出“大胆的金融政策”“机动的财政政策”和“经济成长战略”三支箭政策，人称“安倍经济学”，以应对百年一遇的“资本主义危机”。虽然安倍在任内并未取得显著的经济高增长，也没有完成泡沫崩溃后日本历史性的结构调整，但实现了连年的经济“缓慢复苏”。“安倍经济学”赢得了贸易收支和经常收支双顺差，日本资本得以对海外扩张，尤其是也吸引了海外资本涌入被冷落的日本股市，“日经股指”在安倍任内上升2.3倍。安倍行情使日股市值总额回涨，国民金融资产蓄积，积累了老龄化社会的个人财产基础。
“安倍经济学”堪称安倍连续执政7年8个月的基本条件。经济复苏与政治稳定、人心安宁相互支持、相得益彰。重要的是，长期政权帮助安倍实现了家族政治的夙愿。明治维新后的废藩置县堪称确保日本中央集权，改变藩伐分治型弱国体制的关键。此间，萨摩、长州两藩合作拥立皇权，并在日本宪政史上轮番把持总理大臣宝座，几乎成了日本近代史的常态。长州藩正是安倍老家山口县，在近代史上不仅出了伊藤博文、桂太郎等总理大臣，二战后也有岸信介、佐藤荣作和安倍晋太郎等政坛领袖。安倍立志继承长州政治衣钵，要做最耀眼的政治明星，光宗耀祖。安倍晋三“三番五次”组阁执政，不断刷新执政任期纪录，演绎出“前无古人”的“执政超长版”，给冷战结束后“十年九相”“走马灯”似的日本政治乱局画了句号。
疫情冲断了安倍的家族政治梦。2020年上半年，安倍连续140天在岗抗疫后，终于“旧病复发”，在其任期超过佐藤荣作后的第二天宣布辞职。年底，日本各路政治记者以最集中的票数将“安倍辞职”推选为年度十大新闻榜首。安倍辞职可谓日本及国际政治的大事件，至今仍在发酵，今后将对日本产生怎样的影响堪称日本学界的重要课题。
其次，菅义伟当选自民党总裁，继承安倍政权。菅义伟是安倍政治的拥戴者，早在安倍第一任期就曾入阁，在2012年9月总裁选举中也是安倍的坚定支持者，为安倍再执政立下汗马功劳。然而，鉴于长期担任安倍内阁的官房长官，堪称大管家，忠心耿耿、有条不紊，按部就班，为安倍应对国会、海外局势等各种场合扮演滴水不漏的最优秀的发言人角色。这样一个“没有野心”、也不归属于任何派阀的管家以高票当选自民党总裁，令人意外。这可谓疫情下日本政坛的黑天鹅事件。从政治条件看，菅义伟出身秋田县这个日本最偏远、从未出过总理大臣的穷地方。早年菅义伟初当议员也不是靠老家秋田县，而是借外地人较集中的横滨选区。在自民党总裁选举过程中，菅义伟获得五大派系的集体支持，且赢得广泛的地方选票，甚至让一贯自诩为“走基层”有深厚地方底子的石破茂惨败，威信扫地。
从政绩上看，菅义伟身为官房长官，疫情当前，几乎每天都要以发言人身份，代安倍政府发布政策、解疑释惑，“替安倍挡子弹”。与此同时，安倍在岗抗疫140天之际，菅义伟全程陪练，加班加点，亲自做“精准文案”，宣扬政绩。此外，还要赢得各路政治大派大佬支持。面对百年一遇的国际大流行疫情，确保“资本利益”是安倍当局的抗疫政策不同于别国的出发点。所以，安倍内阁不仅没有搞强制性的封城政策，反而在第一波疫情缓和后，推出“鼓励旅游”“鼓励外食”政策。响应号召，外出旅游、食宿的会享有政府补贴，其背后则是日本旅游协会等业界资本的利益需要。
另一方面，政治信任是菅义伟获得大派支持的关键所在。安倍长期执政并不等于安倍内阁清清白白、干干净净。此前的两个“学园”事件及其影响乃未清除。而近期的法务大臣夫妇涉嫌违反选举法的事件还在审理中。“赏樱会”超标招待引起东京地检介入。安倍执政联盟更需要值得信任的后继者继承安倍执政联盟的运作方式方法，甚至脑筋。这或许是菅义伟当选“黑天鹅”事件的本来面目。
毋庸置疑，菅义伟本人有意愿，有准备甚至有能力也是他能当选接班的条件。
其三，日本政府的抗疫政策也是2020年值得回顾的热点问题之一。安倍政府在抗疫问题上是舍得花钱的。如，自从2020年2月16日，日本发现首例确诊病例后，三次动用财政、金融政策，给国民一律性现金补贴，甚至在3月即宣布推迟一年举办奥运会。但在隔离、封城、限制人与人的接触上，却是模棱两可、摇摆不定。比如，关于是否宣布“紧急事态宣言”，举棋不定，而且又要修改防止传染病特别措施法，又要改正紧急事态法，搞一系列的政治活动拖延时间，进行利益平衡。而当上半年疫情稍有缓和，又立即要搞鼓励旅游、鼓励餐饮的补贴活动。结果，这种背离疫情规律的刺激旅游业的政策导致疫情扩大，使得前期政府对策资金打水漂，医疗资源被浪费，加重了社会医疗设施负担。“东京都健康长寿医疗中心”的研究表明，去年7月到10月的第二波疫情中，国内自杀率比上年同期增加了16%。面对11月以来的第三波疫情，菅义伟政府虽最终发布了有限紧急事态宣言，但鉴于工厂学校未停工停课，且全国处在学生高考期，没有政府直接补贴，国民倍感压力，女性自杀率明显上升。日本共产党委员长志位和夫批评说，当局不相信科学，只迷信资本“利润第一”的政策，无视国民生命安全，加重社会医疗负担，注定要失败。
泡沫崩溃30年，日本经济停滞，社会创新钝化，呈现缺少活力的“惰性”。目前疫情还在冲击着日本，必将加速其内外环境变化，推动结构性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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