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身上都拖着一个世界
原创 Geraldine Brooks 单读
杰拉尔丁·布鲁克斯是一位来自澳大利亚的女性战地记者，她的工作驻地包括中东、非洲和巴尔干地区。在世界深陷分裂之中的今天，我们重温她的记者生涯，看她是如何在那些战火纷飞的年代和现场，发掘出女性的坚韧和人的尊严。杰拉尔丁说，“对大多数人来说，忽略那些发生在遥远国度的不正义的事情实在太容易了。这些事情就像不爱读的书，被推到书架的最里面。而在这个相互关联的世界上，这样的行为会变得越来越危险，那层隔开和平繁荣与贫穷战乱的隔膜正在消解。世界经济的问题，可以像癌细胞那样，侵入最健康的器官，使其坏死。而环境问题只会更糟糕。没有国旗，或者国境，可以保护我们。”
这篇文章收录于《单读 14：世界的水手》。
《单读 14：世界的水手》
理想国丨台海出版社 出版
吴琦 主编
2017-6
在全世界的家中
撰文：杰拉尔丁·布鲁克斯（Geraldine Brooks）
翻译：董帅
谨以此纪念格雷格·夏克雷顿（Greg Shackleton）、丹尼尔·帕尔（Daniel Pearl）和加德·格罗斯（Gad Gross）
2000 年的时候，我参加了悉尼奥运会。我永远忘不了那感觉，走进欢呼声震天的澳大利亚体育馆，眼前那些噼啪闪烁的闪光灯，如上千只萤火虫照亮夜空。
我希望我能说自己是一个运动员，是那些“更快、更高、更强”的青年才俊中的一员。但我跑得一点也不快，就算让我提前一个晚上起跑，我也跑不赢任何一场比赛。至于“强”，我弱得连布丁都捏不烂。加上在悉尼奥运会开始的前一天，我正式满了四十五岁，“青年”这个称谓已经成为遥远的回忆。
▲悉尼奥运会开幕式
我像是一个像素，是组成开幕式上华丽的色彩拼图中的一个小点。我的任务是跟其他人一起组成一个移动的网格，引领运动员入场，确保这 10500 名运动员在愉快的运动场上保持兴奋。这工作有点像牧羊犬，不过是事先经过排练的那种。运动员按照国家名称的首字母顺序入场，我们这些盛装打扮的卡尔比犬（澳大利亚的一种犬类）巧妙地把他们带到应该在的位置上。
运动员入场式是每一届奥运会开幕式的必备项目之一，其他还包括点火炬、升奥林匹克旗、放和平鸽。以前一般都是用真鸽子，直到那年，首尔奥运会的鸽子被放飞后，觉得火炬台是个不错的歇脚处，结果最后变成了一群死鸽子。因此悉尼奥运组委会在鸽子这件事上另有打算。在运动员各归各位之后，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一面巨大的白色旗帜从我们的头顶飘过，覆盖住整个运动场。我，和来自 199 个国家的运动员一起（这届奥运会的参与国家数量是历史之最），被盖在这面巨大的旗帜之下。突然之间，我们身处一个非常亲密、又异常明亮的空间里。那面在我们上方翻滚着的旗帜上，投射出鸽子的图案，洁白明亮，象征和平。
在那面旗帜之下，我望着周围年轻运动员的面孔，他们向上仰起脸，满是惊讶和好奇。我站的位置在首字母为 I 的国家旁边，挨着来自伊拉克的运动员，他们旁边就是伊朗运动员。上一次我看到来自这两个国家的这个年纪的年轻人，大部分是已经死去的。在双方八年对峙期间的残酷战争中，他们变成肿胀、散发恶臭的尸体，散落在两伊国境线上法奥半岛的沙地里。而现在，他们在我身边并排站在一起，鲜活，欢愉。不远处，厄立特里亚国的运动员紧挨着埃塞俄比亚的队伍。几年前，这些国家还在进行着长达三十五年的内战。我去过那里的一个屠杀现场，受害者的遗体只剩下被晒得褪色的头骨，并且被堆成了象征胜利的高塔。
那天晚上，我深吸一口早春的空气，对自己说，这真是新的纪元，世界真的处于和平之中了。起码，在那个时刻看上去是这样，也许我们真的不用再面对战争了。那是个甜蜜的时刻，但又如此短暂。就在闭幕式之前，媒体中心收到消息，耶路撒冷的圣殿山出了事。美联社的记者立刻收拾桌子，从赛场离开，飞去报道突发的暴力事件。没过几天，第二次冲突大规模爆发，空气中满是人体炸弹和催泪弹的浓烟。世界变了，仅仅一年之后的九月，纽约世贸中心双子塔轰然倒下，化为瓦砾与烟尘。我们重新回到那个熟悉的世界，无尽的敌人，无尽的战争。
这次要讲的是关于家的概念，以及对于它的不同解读。如果“家”这个词的某个定义是“目标”，那我要说，成为战地记者绝不是我的目标或初衷。我甚至都没想要成为一个驻外记者。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作为《悉尼先驱晨报》（Sydney Morning Herald）的实习生，我对玛格丽特·琼斯（Margaret Jones）充满敬畏。那时她刚从北京回来，是“文革”后第一个获准去中国采访的西方记者。我知道，这种事迹很容易让人立志，想变成像她那样的人。但对我来说，仅仅是身处在那个办公室里，我的世界就已经被无限延展了。
我在悉尼的某个犄角旮旯里长大，学校放假的时候去过墨尔本和霍巴特，除此之外，我对澳大利亚的城市一无所知。成为一名记者，就像是给了自己一张去熟悉那些未 知事物的执照，用更广阔的视角来审视我的故乡。通过做报道，我可以了解到各种各样悉尼人的生活——富有的， 贫穷的——而不仅仅限于我的邻居。我喜欢去发掘这个城市那些色彩缤纷的后巷，以及漂亮的小树林、溪水潺潺的峡谷。我常常自告奋勇地接受乡村选题，它们会带我去那些原本只存在于传言中的澳大利亚。我曾对城市的便利习以为常，而那些远离城市的生活体验，着实打开了我的眼界和思维。在旱季检查羊毛、收麦子、赶牛群的工作，与我所熟悉的工作环境是如此不同。我慢慢理解，是什么让人们留在那片土地和那些偏远的小镇上：是和自然与季节的联结，是那些幽默和睿智。不久之后，对树林的向往引发了我对报道环境问题的兴趣。令我自己都惊讶的是，我意识到，在丛林中徒步的时候，我们其实不需要宽阔的步行道；在科修斯科山滑雪，其实也不需要坐缆车。我学会了背上有我一半体重那么重的背包，在雪地上露营，躺在夜空下望着从未想象过的庞大星群。
这是一份非常有满足感的工作，我本应一直做下 去。但《悉尼先驱晨报》当时的编辑大卫·鲍曼（David Bowman）告诉了我一个哥伦比亚大学新闻系硕士学位的奖学金机会。这个奖学金是为了纪念格雷格·夏克雷顿而设，他在报道 1999 年东帝汶事件中光荣牺牲。夏克雷顿一直有一个梦想，就是去哥伦比亚大学读书。他的遗孀雪莉·夏克雷顿（Shirley Shackleton），为年轻的记者设立了这项奖学金，用来纪念她的丈夫。
▲1999 年东帝汶在公民投票后决定独立，随后爆发了 1999 年东帝汶危机。公投结束后，一些反对独立的激进分子以及受到印尼军队支持的东帝汶亲印尼民兵部队开始对平民发动袭击。暴行很快发展成为以首都帝力为中心的全国性骚乱。据信，大约有 1400 人在此次事件中丧生。
拿到这项奖学金后，我飞到墨尔本参加授予仪式。雪莉也在现场，还有很多格雷格以前在 7 频道新闻台的同事。于是，五年后，当《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问我要不要做他们在中东地区的驻外记者时，我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份工作。我也恰好赶上了女性记者被派遣驻外的热潮。1992 年，约三分之一的驻外记者是女性，在 1970 年，这个数字只有百分之六。
无论从哪方面来说，我对这项工作都毫无准备。在大学里，我没有对这个地区有过了解。我会的阿拉伯语仅限于离开悉尼前四周临时抱的佛脚，当时我找了一个埃及老师教了我一些基本词汇。但换个角度想想，做我们这一代澳大利亚人，其实在某种意义上已经算一种准备了。在世界舞台上，我们有两种身份，历史上偏向欧洲，地理上偏向亚洲，这意味着我们本身就面对着世界的大门。我们对世界的好奇大于对自我的探究，接纳来自世界各地的文学、 音乐、电影、美食。我们留意国际新闻——任何一个地方的动态都会影响到我们的经济、贸易、安全，因为我们在国际形势上的举措总是和美国的动静紧密相连。从我个人的经验来说，我有无数邻居都是来自俄罗斯、土耳其、巴尔干半岛、希腊和黎巴嫩这些动荡的国家，这令我懂得，不是每个地方都像悉尼郊区那般安全无忧。
1987 年，我搬去了开罗。那里一点也不像家。透过窗口，在尼罗河后面，可以看到一个尘土飞扬的赭色城市。开罗就像一个蜂巢，挤满了人。在偶尔晴朗的天气里，我可以直接看到穆卡塔姆丘陵，拾荒者在那边居住，也在那边工作，用最不堪的方式分拣着这个城市的垃圾。作为记者，我是开心的，因为我肯定能赶上大事件。这种人口结构、贫困的经济和政治现状一定不会持续太久。很显然，埃及正处于革命爆发的边缘。然而，事实证明，这个“边缘”着实比较宽。我已经被派去二十五年多了。我从公寓窗口就可以看到塔利尔广场。
我在开罗的公寓从来没有变成一个“家”。它只是一个停靠站。我在那儿待的时间不多，因为八〇年代后期，大新闻都发生在其他地方。当加沙地带的第一场巴勒斯坦冲突爆发，我几乎没有到家打开行李包的时间。霍梅尼的伊朗正在和萨达姆的伊拉克打仗。波斯湾的油轮正在被袭击，只能在美国战舰的护送下转移。黎巴嫩陷于宗派战争的漩涡。库尔德武装在土耳其东部和伊拉克北部战斗不断。我报道了这些冲突，还有厄立特里亚、沙特阿拉伯、索马里以及波斯尼亚的战争。我第一次亲历战场，是在伊拉克沙漠中的马吉农（很巧的是，这个词在阿拉伯语中意为“疯狂”）。那场战争使用了毒气，伊拉克人战胜了伊朗人。伊拉克人在清理战场，推土机碾过了那些还暴露在外面的尸体，将血肉碾进沙土。
我不断地从一个任务转场另一个任务，在途中疯狂地翻阅简报，试图了解每一场战事背后的历史和政治沿革。我的编辑感受到了我的焦虑，试图用他刻薄的观察结论来令我宽心：“当你什么都不知道的时候，你是最接近你的读者的。”
也许吧，但更多时候，我必须要快速了解情况。我需要找到在不欢迎女性抛头露面的地方进行报道的方式。我需要知道 M16 是步枪，而 M1 是坦克。我需要明白，如果你在报道一场火拼，你需要站在这一派这边或是另一边，不要误入两边之间的“三不管”地带。我还要想清楚，如何让这篇关于远方战事的报道吸引《华尔街日报》订阅者的眼球。我需要学会吸引他们阅读一篇和股市涨落无关的文字。
在绝望中，我去读那些女性前辈们的文章。“战争是男人的事，不是女人的。”玛格丽特·米歇尔（Margaret Mitchell）在《飘》（Gone With the Wind）中这样写道。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论是战争的报道者，还是战争的参与者，都认为这是真理。但当我成为一名战地记者时，在我之前已经涌现了很多著名的女性战地通讯员。比如《生活》（Life）杂志的摄影师玛格丽特·波尔克·怀特（Margaret Bourke White），《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的格洛瑞亚·爱默逊（Gloria Emerson），以及许多不那么出名的自由记者。从二战到越战，女性已经在不断挑战着这一行业的性别障碍。所以，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我都能和我的男性同事一样，拥有同样的条件来进行关于大屠杀的报道。
我和他们拥有同样的报道条件，并不意味着我会和他们用同样的方式来写作。我相信，性别的不同也带来对战争不同方式的报道。当然我并不会像格洛瑞亚·爱默逊那样泛泛地说，女性战地记者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男人从心底还是迷恋枪炮与军装的孩子”。她的作品确实彰显了一种不同的报道角度。2004 年，克雷格·怀特尼（Craig R.Whitney）在爱默逊的讣告中这样写道：“她对战争总是贬低而非抬高，在她笔下，交战双方的公民、孩子和士兵共同承担了战争带给身体和心灵上的痛苦。”怀特尼在讲述自己 1956 年主动申请去越南战场做自由记者的原因时，也引用了爱默逊的话，她说，“我想去写越南的人民，写在他们的生命里发生的这场痛苦的巨变，而不是写那些被媒体巨头广泛报道的军队故事”。
1991 年，当萨达姆残酷镇压库尔德人时，我正在库尔德人的基尔库克市郊一所房子的屋顶上。那是个美丽的春日午后，多日阴雨连绵的天空在那天终于放晴。那所房子的居民赶紧抓住机会到屋顶晾晒衣服。我周围挂满了孩子的衣服和尿布。屋顶上还有一群母鸡，正在啄食谷粒。
而街道上，停着一辆坦克，还有举着火箭筒的士兵。我和三个男同事一起站在屋顶上：《时代》（Time）和《新闻周刊》（Newsweek ）的摄影师，还有一个 CBS（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广播记者。他们的注意力都放在武器装备上：那是什么型号的坦克，什么口径的炮筒。而我则在留意那些洗尿布和喂鸡食的双手。我的男同事们想和库尔德人一起上前线，看他们如何抵挡萨达姆的大军。身边，妇女们在抚慰自己的孩子，而这才是我想要深入的地方。
你要如何学习报道一场战争？答案一定是，通过报道一场战争。但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一直以一个人为楷模——玛莎·盖尔霍恩（Martha Gellhorn），女性战地记者的先驱。她曾令人印象深刻地说，在二战中，她自始至终有两个敌人，德国和美国军事新闻办公室。在那个年代，美国军方是拒绝让女性记者报道前线故事的。女记者就被当成“麻风病”，避之不及。
盖尔霍恩在二十八岁那年第一次上战场，为《科利尔周刊》（Colliers Weekly）采写西班牙内战。那篇文章的题目是“只有炮弹在呜咽”。那一年是 1937 年。她所描述的场景发生在格尔尼卡轰炸的前几周。她是这样写的 ：“一位老妇，肩上裹着披肩，怀中抱着一个瑟瑟发抖的男孩，正快步跑向广场。你明白她在想什么。她在想，我得赶快把孩子弄回家。你在家里总是会感觉安全些，四周都是你熟悉的场景。你不会想象自己死在自己的客厅里，你永远不会那么想。当她处于广场正中的时候，另一个炮弹落下了。一片微小的钢片，滚烫，尖利，刚刚从炮弹上剥落，划开了那男孩的喉咙。”
盖尔霍恩的目光总是落在公民身上，而不是士兵。编辑们并不总是欣赏她对普通人在战争中付出的代价的关注。在她一篇关于西班牙战争难民的文章的编者按里，有这样一句话，“作为那种催人泪下的故事看看还行”。
▲玛莎·盖尔霍恩（Martha Gellhorn，1908 年 11 月 8 日－1998 年 2 月 15 日），美国小说作家、旅行作家、记者，《伦敦每日电讯报》称她是美国 20 世纪最伟大的战地记者之一。在六十年的职业生涯中，盖尔霍恩担任战地记者长达五十年。她报道过西班牙内战、芬兰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抗日战争、越南战争等八次世界上著名的战争。她是美国著名作家海明威第三任妻子。
在西班牙时，她开始与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交往，两人于 1940 年结婚。很显然，可能是出于嫉妒妻子出色的报道能力，海明威成了她在《科利尔周刊》的竞争者。美国军方给了海明威特殊许可，让他随军报道诺曼底登陆。相比之下，盖尔霍恩就要难得多。她和一艘泊在英格兰的医疗舰交涉，说她想做一篇关于护士的报道。一上船，她就径直冲向厕所，把自己锁在里面，直到船起锚。这是第三艘试图横跨海峡的医疗舰，前两艘都被水雷击中。她带回的报道格外出色，着重关注此次进攻所付出的代价，对伤员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描写。尽管她还上岸协助抬伤员，但她在文中几乎没有提到自己。
海明威的报道则与她不同。《科利尔周刊》将海明威的文章作为封面故事。这份长达六页的报道以一张占了半页的照片作为开端，照片上，海明威和士兵站在一起。他其实没上过岸，但你从他的文字中看不出来，你只能看到一个自我膨胀的男人在那里指点江山，诉说自己是如何指挥了这场登陆，引导战争走向胜利。他为一位迷路又丢了地图的军官找到了正确的登陆点。海明威的言下之意是，他记得整条诺曼底海岸线的全部地理细节。
盖尔霍恩的报道只被排了一页，在整本杂志的底部，排在一篇教你如何吞剑的文章后面。这篇短文名为《去与回》（Over and Back），完全看不出她离开了英国，更看不出她在战火中登陆对岸。六周后，《科利尔周刊》才刊登了她的完整报道。我怀疑，是不是《科利尔周刊》认为有茂盛胸毛的男人在战火中的文字，比盖尔霍恩充满人道主义色彩的报道更加吸引眼球？或者编辑不想要海明威被她比下去？再或者，他们害怕激怒美国军方？盖尔霍恩乘船回到英国后，美军逮捕了她，下令要将她囚禁在一个护士营地。但她爬过了铁丝网，找到了附近的机场，搭机去往意大利前线，继续报道战争。后来人们才发现，她的文章被推迟刊登的原因，居然不是以上任何一点。直到最近，一位来自宾州大学的研究员桑德拉·斯班尼尔（Sandra Whipple Spanier），发现了盖尔霍恩和海明威当年发回的电报内容。海明威的长文和盖尔霍恩的短篇都是从伦敦由电报发出， 而盖尔霍恩的长篇报道《伤者回家》（The Wounded Come Home）却没有被电报发回，而是被平邮回了《科利尔周刊》编辑部，邮戳是 6 月 13 日。当斯班尼尔向年迈的盖尔霍恩问询这一点时，盖尔霍恩非常震惊。她记得当时让海明威帮她将她的两篇文章同时用电报发回编辑部，而她一直以为他发了。他们的婚姻并没有持续到战争结束。
现在，盖尔霍恩在战争中的作品已被结集出版，具有极高的人文价值。我必须承认，对于现在女性与男性在报道战争的平等性上，我的心理是矛盾的。从军方的角度，一般都不允许记者报道民众的苦难，而需要他们从军事利弊的角度为军队发声。身为一名女权主义者，我之前觉得有一点是理所当然的，即如果任何领域存在有阻碍女性参与的障碍物，那去破除这个障碍，一定会带来极大的喜悦。然而，作为女性战地记者的经验却让我开始质疑这个观点。
我报道的战争通常发生在性别尚未平等的国家里。我惊讶地意识到，在这类给予女性权利极少的国家中，最先赋予女性的权利，居然是让她们“有权”上战场厮杀。在波斯湾国家和很多非洲地区，皆是如此。我报道了这些故事，因为它们富有深意。在厄立特里亚，部落中一个羞怯的少女被任命为司令官。来自阿联酋的一位戴着面纱的妇女，被桑德赫斯特（英国皇家陆军军官学校）录取。在采访后者时，我认识了詹尼斯·卡宾斯基（Janis Karpinski），她是一名美军军官，负责训练酋长国的第一拨女性军官。十年后，就像阿尔及利亚人的民族解放以及很多运动一样，战争一结束，性别平等这件事就被抛诸脑后。阿联酋的女性又开始为最基本的权利而挣扎。而詹尼斯·卡宾斯基，被降职、贬谪，并成为伊拉克阿布格莱布监狱虐俘事件中唯一高军阶的替罪羊。她的两名男性上级，米勒上将和桑切斯上将，在此事件中牵连颇深，仕途却蒸蒸日上。
从那时起，不断开始有针对美军女兵对穆斯林囚犯进行审讯的报道，她们被要求对囚犯进行一系列违背其性取向和宗教禁忌的行径，比如让他们摆出具有性暗示的姿势，或用假经血涂在他们身上。这些不是少数不正常的施虐狂在夜班里偷偷摸摸干的事，而是由最高层知晓并批准的。美国军方堕落到了用女兵拉皮条的地步。
也许在战争中，女性获得了上前线的权利。但我觉得，若是这样，女性也应该有获得安全防护的权利。如果是为了证明自己的勇气，或是爱国精神，要为国奉献，那么我认为在很多地方都可以实现，而在国内的抗议活动上设置必要的屏障，也是其中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大多数的战争结束于谈判桌上，而非战场。但这并不是在夸大谈判桌的功劳，或把政治家捧成战争英雄。作为记者，我在战场上报道过的最勇敢的人，是那些没有武器、拿着低薪的援助人员。斯图尔特·卡麦隆（Stuart Cameron）就是其中一位，他四十五岁，来自布里斯班，是一位人道援助的地区负责人，负责执行冬季温饱计划，为刚经历了第一次海湾战争中穷困的库尔德人提供燃煤与食物。1993 年，他遭到伏击，身中十七弹。这次恐怖袭击的目的在于，将外国援助人员驱逐出库尔德人所控制的伊拉克地区。卡麦隆先生一直深受其援助对象的喜爱和尊敬，当载有他棺椁的车驶出医院，开始他漫漫回家路的第一程时，上千名库尔德居民站满了道路两边和屋顶等候着。其中有些人带了武器，向灵车行军礼，其他一些人默默地目送车子离开。道路两边的墙上，贴了很多匆匆写就的卡片，上面用蹩脚的英文写着他们的感受。我记得其中一张写着：库尔德人不会忘记斯图尔特。
身为记者，我去过的每一处战场上，几乎都能碰到澳大利亚人，其中很多都是女性。她们在那边做着能够改善当地民生的工作。她们往往性格直接，不拐弯抹角，不自我吹捧，也没有被人传颂。但她们的努力和奉献精神，在世界的各个角落留下了友谊的种子。像记者一样，遇到灾祸，救援工作者也会冲在灾害的第一线。我们来过，我们离去，并不确定是否留下过什么永恒的印记。玛莎·盖尔霍恩在她生命的最后，曾这样对一群年轻记者说：“我的记者生涯，就是不断往一个大池塘里丢小石子，我也不知道哪颗石子可以激发出哪怕最细小的涟漪。我不需要担心那个。我的责任就是丢出这些石子。若有一群人关心地球，以及它上面最脆弱的那部分居民，那么我属于他们中的一员。”
我们中的佼佼者，格雷格·夏克雷顿，我在《华尔街日报》的同事丹尼尔·帕尔，一定会像她那样拼尽一生。而我们至少能做的，是保持关注。对大多数人来说，忽略那些发生在遥远国度的不正义的事情实在太容易了。这些事情就像不爱读的书，被推到书架的最里面。而在这个相互关联的世界上，这样的行为会变得越来越危险，那层隔开和平繁荣与贫穷战乱的隔膜正在消解。世界经济的问题，可以像癌细胞那样，侵入最健康的器官，使其坏死。而环境问题只会更糟糕。没有国旗，或者国境，可以保护我们。
我的父亲去世时，他的棺椁上盖了一面澳大利亚国旗。我的父亲是个移民，他爱这面国旗。而对我来说，我更愿意想象，未来的我们不再需要国旗。那晚，在悉尼奥运会的开幕式现场，我在那个瞬间看到了一丝可能：在那个瞬间，我们只需要一面旗帜，那面落满了和平鸽投影的旗帜。
——
内容选自作者在澳大利亚广播公司主办的鲍伊讲座（Boyer Lecture）上的讲话，发表于由澳大利亚广播公司出版社出版的《家的概念》（The Idea of Home）。
杰拉尔丁·布鲁克斯（Geraldine Brooks）在悉尼的西部郊区长大，在悉尼大学获得文学学士学位，后在《悉尼先驱晨报》担任记者一职。获得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奖学金之后，布鲁克斯在那里完成了硕士学位。之后，她在《华尔街日报》担任驻外通讯记者长达十年，工作驻地包括中东、非洲和巴尔干地区。
在两份非虚构写作的工作之后，她转向历史小说这一领域，并取得巨大成功。她的小说涉及的年代从英格兰的 1666 年到美国内战时期，涵盖的主题也多种多样，从书籍保护到 奴隶制。2006 年，《马奇》（March）一书获得普利策奖。其 他两部小说《迦勒的十字路口》（Calebs Crossing）、《书之 人》（People of the Book）都曾入选《纽约时报》畅销榜。《奇迹之年》（Year of Wonders）被译成超过 25 种文字，其中也包括中文，在全球风行。
2010 年，她获得了代顿文学和平奖（Dayton Literary Peace Prize）颁发的终身成就奖，并在 2016 年被授予澳洲勋章。
目前，布鲁克斯担任伍德罗研究员、哈佛大学拉德克里夫高级研究所研究员等职务。她和家人还有各种动物一起， 住在马萨诸塞州马撒葡萄园岛，也经常回到澳大利亚生活和工作。
她的作品《马奇》、《奇迹之年》、《书之人》已经在中国出版。
原标题：《每个人身上都拖着一个世界丨单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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