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知远专栏
原创 许知远 单读
当许知远在 2020 年 1 月前往吉隆坡旅行时，原本是想跟随孙中山与康有为的足迹，继续他对中国近代变革的探寻，但国内的疫情随即占据了他的注意力，也影响了这次旅程。在结束了马来西亚的旅行之后，许知远决定前往日本。许知远说，那里与他的研究相关，有令人安心之感，更提供了让中国人自我审视的一种参照。
本文原载于 FT 中文网。
VOL.08 / FEBRUARY 20, 2020
压力下的镇定
起床时，我感觉不适。喉咙干涩，体温似乎比平时微热，像是感冒的前奏，也像是昨夜酒精的后遗症。
我开始收拾行李，将口罩与洗手液塞进背包的侧袋。在脚伤的缝线拆除时，我在马来西亚的旅行签证也到期了。我望着公寓露台上的泳池，遗憾于一次未能下水。这马六甲河的一角，总让我想起阿姆斯特丹，水道蜿蜒，或许通向一种隐秘的欢愉。
我没碰到任何类似的欢愉。一家临河酒吧的老板娘，修长、干练，单眼皮上有股俏皮。她喜欢坐在岸边的石墩上，与客人闲聊。我意识到年龄带来的影响，那股莽撞的热情已迅速散去，包着纱布的右脚、不够流畅的英文、以及心中对疫情的焦虑，都成了阻碍。
我也厌倦了这静止的生活，游客式的体验日渐乏味。一些时候，它让你觉得语言与思维都在退化。微信里、新闻里的中国，真切又抽象。你感觉到情绪的剧烈起伏，上一刻，你觉得一切都将很快过去，习惯的生活将会回来，下一刻，你又觉得一切愈演愈烈，不知会以何种方式收场。间歇的，你有某种期待，希望这场灾难能唤醒更多的沉睡者，希望他们意识到公开、透明、独立媒体、公民组织、自由表达不是什么奢侈品，而与他们的生命直接相关。
回到北京吗？感受一下空荡荡的机场与街道，在家里学习做饭、听音乐、读书？这样的穴居生活，会让我发疯。我喜欢孤独，却希望能够随时加入人群。我该怎么应付日常的挫败，拿着出入证进出，每日被居委会打电话询问体温，焦虑地进入超市，觉得四处都有病毒蔓延，担心每一个经过的人，纠结于口罩戴得对不对，触摸了电梯却忘记洗手？我将只能登陆百度，从微信朋友圈获知信息，而那是一个同时制造恐慌与麻木的世界，会让人对外部世界的感受日渐模糊。而且，除了看到正在发生的荒诞，我将没有任何方式表达愤怒。或许，我还要加倍面对自己的无能。作为一名记者，我未能前往现场，作为一个评论者，又无法直抒胸臆——你可以发出某些议论，却要小心翼翼地回避核心问题。
签证页上的选择有限。新加坡已经拒绝中国护照，美国过分遥远。泰国？我实在厌倦了观光客的生活，而且那里也可能是恐慌的中国游客的聚集地。于是日本成了最佳选择。它又与我的个人研究紧密相关，我正在撰写梁启超的第二卷，正是有关他流亡日本的岁月。被疫情驱赶的我，或许也能体验一点他的流亡感。尽管日本疫情也在日益严峻起来，但东京总有一种令人安心的魅力，地铁的时刻表、便利店的煮鸡蛋、帝国饭店酒吧的 whisky sour、骑着自行车的警察、医院护士，似乎都值得信任。
面对突然到来的疫情，日本的反应，令很多人中国人倍感唏嘘。他们在捐给中国的医药物资上写上“山川异域 风月同天”，在街头与海边，为中国与武汉大声加油，他们的医院免费收治病人，还刻意隐去国籍，他们为武汉的游客延长签证，当一扇扇国门对中国封闭时，只拒绝过去十四天去过湖北的入境者……
▲日本向中国捐助的救援物资
这也是日本在中国人心中的形象矛盾重重的最新例证。任何国家，都很难仅靠审视自身来了解自己，还需要对手或者朋友来确认自己。在近代历史上，没一个国家比日本更象征了中国自我认知的纠缠。一开始，日本代表着屈辱与觉醒。甲午之战让中国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败给英国与法国，尚可接受，他们是远方的蛮夷，日本却曾是中国的仿效者，即使它不从属于朝鲜、越南、缅甸这个序列，也相差不远，被轻蔑地称作“倭国”、“蕞尔小国”。日本撕去了神秘的中国的最后面纱——在她的傲慢与辽阔背后，是无能与虚弱。一场觉醒开始了，在维新者寻求变革中国之道时，日本成为榜样。1898-1911 年间，至少有两万五千名中国学生前往日本留学，这被称作“历史上第一次以现代化为定向的，真正大规模的知识分子的移民潮”。
这段关系在 1930 年代滑向灾难。一个失控的日本，变成了一台战争机器，在中国制造了无穷的悲剧。在那之后的几十年，刻骨的仇恨，成为中国对日本的情绪基调。再然后，邓小平在 1978 年访问日本，感慨“明白什么叫现代化了”之后，日本再度成为中国的速成教材。战后日本被描述为一个了不起的、值得效仿的经济成功故事。
但这个日本故事因股市与地产的崩溃而终结。中国经济的崛起似乎彻底终结了日本作为榜样的时代。21 世纪到来了，东京的商场、旅店与公园里挤满了来自中国的游客，《读卖新闻》、NHK 上充斥着关于中国经济实力的报道，中国媒体不断重复着日本“失落二十年”的论调。日本又变成了某种反面教材，评论家们提醒中国不要重复它的经济泡沫与萎靡不振。
中国游客很快就发现，尽管中国经济规模庞大，他们还是想在大阪买下一个马桶盖，去逛京都的寺庙，感慨日本乡村之整洁、人民之礼貌，追逐村上春树的小说与日剧《深夜食堂》。一些时候，21 世纪的中国游客的感受，竟与一个世纪前的留学生不无相似，“日本政治之善，学校之备，风俗之美，人心之一”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
与此同时，对日本的诅咒、丑化，无休止地出现在中国的电视屏幕、书本与外交辞令中。人们对日本已然发生的政治与心理变化、多年来对中国的援助避而不谈，把它描述成一个拒绝认错、并随时准备再度威胁东亚和平的危险角色。攻击日本，成了一种重新兴起的民族主义的重要元素。
但近来情况似乎再度发生变化。与美国关系的迅速紧张，拉近了中国与日本的距离。疫情之下，借由社交媒体，中国人看到了与自己截然不同的社会景观。当湖北人在自己的土地上形同难民时，日本的小学老师却提醒学生，不要因地域而歧视他人。与中国社会无处不在的恐慌、混乱不同，日本人在灾难面前有一种令人惊异的镇定，甚至还保持着宿命式的诗意。
我还记得《朝日新闻》2011 年 3 月 15 日的社论，它写于日本遭遇大地震、海啸与核泄漏之后的第四天。文章以洼田空穗写于 1923 年关东大地震后的短歌开端：“他不断对自己嗫语/孩子与妻子已逝/一个男人穿过燃烧的桥”，以谷川俊太郎的诗句结尾：“孩子们总是很高兴/即使在种种恐怖之中。”
在当时的电视画面中，灾民排着队撤离，没人对着镜头哭喊，超市免费开放，没有任何抢劫的消息。一位外来的记者发现，即使在废墟中，人们仍听到邻居们以良好的情绪，礼貌地问候彼此和来访者。而另一位则发现，在东京，出租车司机依然向客人鞠躬致敬，车内依然装饰着白色花边，卫生间的马桶座依然是加热的，店主们仍然一路小跑到顾客面前为他们服务，公司的员工们兢兢业业地加班，街道上人们被口罩遮住的面孔异常平静。他们几乎都像海明威笔下的人物——有一种压力下的风度。目睹那些过分镇定的面孔，读着悲伤但节制的短歌时，我也不禁好奇，这是否也蕴涵着一种可怕？是什么力量，让一个人可以在失去至亲时，仍不失声痛苦、丢掉理智？这也令一种神秘主义浮现，日本人是否真的与众不同？
▲2011 年 3 月 13 日，日本仙台，受灾民众排队取水。
李先生的出租车准时出现在楼下，他把我的行李塞进后备箱。他爽朗、乐观，是第五代福建移民，也像施医生一样，对于马来西亚的天气很有信心，认为炎热和潮湿能让这冠状病毒无力蔓延。我带着一丝忧虑，抵达了机场，两周以来第一次戴上口罩，那还是施医生慷慨赠给我的，六个一包。
机场内，人群涌动，并没有特别的紧张， 一队空姐从我眼前经过，她们修身的绿色制服，在这一刻曼妙无比。我感到之前的所有不适都消失了，我似乎从一个沉闷的小城，回到了一个充斥着可能性的都市之中，重新进入一种充满选择与流动的生活。我也意识到，我主要的焦虑来源，不仅是疾病，而是我钟爱的一整套生活方式的消失。它曾经消失过，也必定会再度消失。
原标题：《压力下的镇定丨许知远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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