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手机判10年可怕在哪儿？

□舒圣祥

全国人大代表董明珠认为，现在手机在我们生活中是必不可少的，手机上有很多功能，特别是很多手机都绑定了银行卡，丢失手机应该无偿退还。“偷手机判10年，捡到不还判5年，这个社会就稳定了。”

作为一个企业家，并不是专业的法律工作者，说出这种略带情绪的话，当然可以理解。但是作为人大代表，在全国两会这样的重要场合公开发表这种未经认真思考的观点，其实是非常欠妥的。每个人痛恨的东西可能并不一样，董明珠认为手机很重要，偷手机的因此很可恨；那么，他人痛恨之物，是否也该重罚呢？

更令人忧虑的是，今年全国两会上，还有很多刑法方面的立法建议，无一例外都是要求重刑。比如，30名人大代表联名建议，将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下限，降低到12周岁。比如，全国人大代表、深圳证券交易所总经理王建军建议，应该比照金融诈骗罪处理欺诈发行罪，把最高5年刑期改成无期。再比如，全国人大代表阎志建议，将拐卖儿童罪最低刑期由5年调整为10年。

应该承认，这些建议都是从良善初衷出发，很多还受到了个案影响。但从刑法全局考虑，却未必那么合理。我们要警惕那种商鞅式的重刑主义抬头。轻罪重刑是古代社会刑罚思想的特色，绝不该是现代法治国家的特色。

若是任何事情只需重判就能简单解决，刑罚也许只需一律死刑即可。但事实不是这样的，法律是个相当专业而且严肃的事情，义愤的归义愤，理性的归理性，刑罚轻重，应与犯罪的罪质、犯罪情节、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相适应。愤怒情绪裹挟下的重刑主义，理当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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