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稻葵委员：将本地居民主观感受作为考核地方官员的重要指标
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也成为今年两会上的一个重要议题。
“高质量发展，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让老百姓有获得感！”3月5日下午，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著名经济学家李稻葵在两会上接受《中国新闻周刊》专访时这样表示。
需求的改变呼唤高质量的发展
中国新闻周刊：如何理解高质量发展？
李稻葵：我的理解有几个方面，一是经济结构要持续调整；二是经济增长的动力要持续转移，从传统的到新的动能，更多是终端消费拉动，而不是投资拉动；三是在今年经济形势向好的过程中，要有效化解一些长远的风险因素。比如宏观的杠杆结构要改变，尽管宏观杠杆率不会出现大规模下降，但从结构上，一些低质量的借贷要被清除掉，这也是高质量发展非常重要的方面。
在我看来，最重要的一点是让老百姓有获得感。老百姓要确实感觉到自己腰包鼓了，感觉网购更方便了，很多东西都能买得起了，这是高质量发展最核心的要求。
中国经济已经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很多老百姓基本的温饱问题已经解决，社会需求已经多元化，要有良好的生态环境、多元化的休闲、高质量的医疗和教育服务等。
随着老百姓的需求、人民的需要发生变化，中国的增长速度不可能像过去那样还是粗放式的大规模增长，以前只要生产出来就会有人买，现在不一样了，所以从高速度到高质量发展，实际上符合广大老百姓的需求。
中国新闻周刊：近几年供给侧改革，为高质量发展奠定了怎样的基础？
李稻葵：供给侧改革非常重要，其中最明显的成效是去产能，消灭了大量产能，15％左右的钢铁产能被消灭了，15％～20％的煤的产能被消灭了，这些产能消灭后，钢铁、煤、电解铝等基础行业的供求关系就恢复了，不再是供大于求。
与此同时，很多下游的制造业也开始自发去产能。连续52个月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PI）为负数，使得很多企业退出，市场对企业而言宽松了，价格也逐步回升，PPI回暖，企业利润开始上升，投资者情绪开始变化，开始沿着新的高质量的生产发展方向投资，这是过去几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最大亮点。
中国新闻周刊：提质增效后，中国将会对世界经济有怎样的影响？
李稻葵：中国将仍然成为全球最大的增长来源，所以在传统领域，比如铁矿石，原油等市场，中国仍然是第一大买家，将持续提升购买的能力，增加谈判能力。
特别要强调的是，在终端消费方面，包括高端消费品、旅游产品和服务等，中国的购买力也将会增加，所以中国的谈判能力应该还会上升。所以，我相信2018年将是一个上升的重要年份。
中国新闻周刊：在高质量发展阶段，今年的消费市场将呈现怎样的变化？
李稻葵：今年的消费市场仍然会延续过去几年态势，不断上升。
消费和投资有重大不同，消费是上亿的家庭各自独立决策的结果。所以消费的上升短期内急不得，政府用很多的政策，短期内刺激不起来，而一旦形成上升态势，会持续很长时间。
所以我坚信，现在的中国正处在消费不断上升，增速会超过经济增速的过程。据我的测算，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已经达到48％，到2020年将达到50％。
体制机制要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
中国新闻周刊：《政府工作报告》将今年的经济增长目标定为6.5％，你怎么看？
李稻葵：6.5％的目标并不低，实际上我的预测是6.8％，所以6.5％的目标一定能完成。如果完成的话，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是非常重大的，中国仍将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增长来源国。
同时，中国也是全球最大的进出口国，所以，尽管特朗普在搞贸易保护措施，中国会捍卫自己的利益，在若干领域给予回应，但不会打全球的贸易战，中国有这个责任有这个担当，今天的报告中实际上已经就这一点做了原则性的表态，这点非常重要。
中国新闻周刊：此次“调查失业率”首次进入《政府工作报告》，这有何重要意义？
李稻葵：以前我们只谈登记失业率，只是对本地有户籍人口而言，但有户籍人口失业情况一般不太严重，就业渠道很多，真正的难点是那些没有户籍的常住人口，他们如果失业，就会为家庭和社会带来很大冲击。
一般来说，调查失业率和登记失业率的差别在1％，《政府工作报告》的目标也是5.5％和4.5％，所以今年提出用调查失业率补充登记失业率意义重大，意味着中国的整个统计结构，统计系统更加地面向市场，而不是像过去那样靠行政手段、行政划分来进行局部调查，而是全面统计，全面调查，更好体现共享发展要求。
中国新闻周刊：《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坚持实施区域协调发展和新型城镇化战略，着力推动平衡发展，新的增长极增长带加快成长”，对此，你如何理解？
李稻葵：中国经济已出现群体化、板块化的格局，比如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港珠澳等。此次报告中特别提到了京津冀协同发展，不仅是首都功能转换，疏解非首都功能的重要抓手，同时也是带动周边发展的重要抓手。
京津冀是一个重要的发展极，过去这方面潜力还没有发挥出来，这次报告着重谈到这个话题，在今年可能会有大动作。
中国新闻周刊：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对体制机制提出了怎样的要求？
李稻葵：涉及的体制机制很多，一是国有企业管理体制必须改革，目前还不到位。二是金融监管体制要整合，不能分散。现在的情况是，金融企业是整合的，一些大的集团比如平安、工行已经是全能的金融机构，控股保险、证券、信托，证券上市等，但监管却是分散的，所以监管体制要改革。三是地方政府考核机制要改革，债务市场要调整，债务市场大有可为，因为在中国的体制下，债市更值得发展，因为债市对法律的要求比股市要低一些，而谈到直接融资、地方政府债务，都需要债务市场发展得更好。
针对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政府的行为也要转变，政府的着力点应该是做一些基础性的改革，除了国企改革和金融改革之外，政府过多的审批也要取消。
中国新闻周刊：在防控金融风险方面应该怎样做？
李稻葵：防控金融风险到了关键的一年，客观地讲，中国的宏观经济形势企稳向好，国际贸易环境在改善，因此要抓住企稳向好的机遇，真正化解一些想化解而没有化解的问题，比如呆账问题。因为呆账问题在经济好的时候化解相对更容易，失业情况没有那么严重，整个经济在恢复，利润在上升，好的企业更多。
越是在这个阶段，越要抓紧从根上化解一些金融风险，使呆账坏账能够真正被剔除出去。现在的问题是联保太多，一旦一个企业出现呆账坏账，出现破产，当年给它担保的企业也跟着倒霉，就像癌细胞，切不干净。
我建议适当地解锁，适当地把当年一起联保贷款的企业切除干净，合同部分或者作废，或者对其责任确立上限，不能无限责任，这样，需要破产的企业就能切除干净。否则就是，越糟糕的企业，越需要营养，因为不贷款就会死掉，影响一片，所以，反而是癌细胞吃了营养，好细胞却没有营养了。
对于这一点，还需要调研，但功在千秋，能够提高未来几年金融的质量。
中国新闻周刊：《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放宽或取消外资进入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股比限制，对于中国的金融行业是否会带来更大风险？
李稻葵：原来外资投资银行有50％的上限，这次放开了，我认为首先是中国金融企业自身能力增强了，不担心金融和金融服务业放开后，外资会带来的冲击。经过16年历练，我们有应对的本事和办法，所以中国的商业银行和金融机构不怕外资进入。
此外，金融服务全面放开，也是对特朗普保护主义最好的回应，你搞保护，我们放开，而且我们有实力放开，这是很重要的，而且在国际上应该会有很大影响。
主观指标应纳入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
中国新闻周刊：在你看来，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应该如何建立？
李稻葵：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还在完善，其中包括消费拉动，高新科技产业贡献率、研发的力度、自主技术掌握程度，以及受教育水平的提高，贫困发生率的下降等。
但我最关心的是如何给地方政府重新设计一套体系，激励他们按照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施政，而不是像过去那样，仅仅追求发展的速度，这方面需要很多探讨。
我建议，考核政府不要考核GDP总量，而是考核本地常住人口人均GDP增长速度，也要考核本地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速度，这就符合老百姓对高质量发展感受的客观要求。
另外，我也建议，以某种方式，部分考虑本地居民的主观感受，比如通过上级单位独立调查，将本地居民的主观感受作为考核地方官员的指标，如果这方面做好了，我们可以用老百姓主观感受来衡量官员的行为。
所以我认为在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中，不光要考虑客观指标，主观指标也很重要。
（原标题为《 李稻葵：将本地居民主观感受作为考核地方官员的重要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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