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书先睹 相认的灯火

烟台日报 2021-02-25 09:37 大字

□贾小瑞

李健吾先生说:“有些好书帮人选择生活,有些好书帮人渡过生活,有些书——那最高贵的——两两都有帮助。”我深以为然。我读过一些好书。有的好书让人顶礼膜拜,我需正襟危坐,在高人的神思中寻味生活的真义。有的好书恰如老友,以亲切的话语勾起我陈年记忆,又修正、丰富之,让我由自我单薄的生活,走向群体在历史的沟壑间犁下的实印与写意。兰玲的《乡音不改》属于后者。

乡村生活如路旁随意摆出的地摊,没有规划好的一目了然,但有源于自然的丰富多彩。丰富的好处是信手拈来皆文章,困扰却是眉毛胡子一大把,怎个好抓?兰玲兰心蕙性,定睛之间抓来了乡村生活的言语结晶——俗语,如同抓住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网梗,可将纵横交错的乡村之网全部牵动起来。鲁迅说面子是中国人的精神纲领,我想,俗语可谓乡村生活的精神线索。

兰玲找到了重新耕读乡土的精神线索,阔大多姿的乡村社会在《乡音不改》的精神之域次第重建。这一畦是四季农耕的姹紫嫣红:“九九耕牛满地走”“春寒冻死拗”“男人发愁拔麦子,女人发愁坐月子”等以农耕事象为言语端头,铺展开田间村社的大好风光。那一处是节日礼仪的庆典之堂:“正月十五闹花灯”“二月清明花在前”“三月三,大燕小燕做一千”“轧五丝”“六月六,吃兔肉”“七月七日天河配”“别等着人家来送月饼了”“过了腊八就是年”“上天言好事,回宫降吉祥”排出三百六十五天的喜庆阵仗。还有散落在父子、婆媳、夫妻等家庭关系间的民间俗语:“父子不同席”“扁担不是草长的”“打懒老婆”“多年的媳妇熬成婆”“女婿是高客”。“不撞南墙不回头”“把门将军”“鲅鱼跳,丈人笑”“葫芦生人”“是蚕就得眠个茧”等则是与建筑、物产、神话、副业有关的智慧之言。兰玲精心择取的100条胶东俗语,几乎复现了胶东乡土的全貌,也大体活现了中国乡村社会的林林总总。二十世纪中国乡间的生产生活、婚丧嫁娶、年头年节、戏耍游乐在活色生香的俗语中获得了记录与评说,得到了传播与传承。

俗语源头有别,但其牵扯出的意蕴不局限在某方面,往往是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呈现出成熟文化绵绵瓜瓞的迁移特性。兰玲不紧不慢、悠然自得地将之一一道出。“萝卜不济,辈(背)儿大”一篇从平凡处落笔,先讲萝卜的食用价值,归结处又是一条俗语——“萝卜就饭,家得万贯。”接着谈及的是萝卜的耕种与收藏,又以农谚“中伏萝卜末伏菜”“立冬萝卜,小雪白菜”佐证,然后才解释“萝卜不济,辈(背)儿大”的深层所指,并较为详细地介绍了“五服九族”的含义,充分、彻底地将家族文化根深蒂固的影响解说明白。再如“不撞南墙不回头”,既是胶东的地域性俗语,同时为各地人们所熟知、活用,但为什么撞的是南墙,而不是东墙、西墙或北墙?兰玲在解疑答惑中将俗语所包孕的建筑知识、民间信仰等娓娓道来,开掘出俗语背后的深层文化。

好书不仅囊括宽阔的视界、深入的探究,还一定少不了质朴的真情自然而然地流淌其间。《乡音不改》为胶东乡言村语笔记,兰玲是书记员,重中之重是记录胶东俗语的来龙去脉,当然不适宜反复渲染浓情蜜意,也不便于直抒胸臆。但细读慢品,我会咂摸出隐含在字词、句段中的深情厚义。其中,最显豁的是兰玲对俗语津津乐道的喜爱与赞美。正是源于对俗语的迷恋,兰玲孜孜不倦地垒字叠句,集几年光阴流转,为生于斯长于斯的热土奉献自己的精耕细作。她会情不自禁地赞美俗语饱含的百姓智慧,赞美民间语言的无与伦比。她说,“民间用语的精当令人惊叹”,“民间语言就是这样的富有情趣”。她更多的是在叙述、描写中暗含着朴实无华的情义。“出门出到初八九,没有饽饽也没有酒”一篇铺展开的是正月里走亲访友的热闹场面与人情礼仪,但细读类似“出门做客的人热盼盼,迎接待客的主家也热盼盼,这中间盼的就是一份热乎乎的情义”的句子,谁又能否认作者流露在字里行间的情感?那是超越物质多寡的精神向往,那是对其乐融融的人际关系的渴慕,那是对亲朋好友、乡里乡亲共享情义的祝福。隐秘的抒情当然不止这一处,兰玲常会在一篇俗语的文末引发自己的思考,在这些主观性较强的议论中,兰玲或感慨时代的变迁,或微讽世风的病疾,或叮咛一句人生的要义,或表达一份美好的祝愿,往往同时都含蕴着情牵天下而来的惦念、忧虑、焦灼与渴盼。这些不易觉察的情感看起来好像可有可无,但在感发读者的情思意绪方面,却是必不可少的。法国古典作家拉罗什富科曾说:“唯有感情是始终具有说服力的演说家。”此言甚妙。因为“人类在出生时,就是带着感情而来的”(德富芦花语)。征服不了感情的征服,即使可能,也必将昙花一现或流于浅表。唯有真情能醉人,唯有真情能唤起久远的记忆,让我们沉浸在俗语所串连的乡间小道中回味人间至情,体会乡土风情中的人性奥义,感慨历史行程中的常与变。

兰玲在《后记》中说写作此书的原因之一,是为自己的女儿辈解开俗语中的“所以然”,因为下一代已远离了乡土。我想追问的是:即使身在乡土的晚辈,对俗语耳熟能详、应用自如者又有几人?俗语是有生命的,它们是一棵棵青茏的树木,长在自己的土壤上,被属于自己的阳光、雨露滋养着,才能茁壮、才能参天。而时至二十一世纪,城市包围农村的发展大势与乡村城镇化的历史进程无异于拔除了乡间俗语的土壤与养分。在“六艺与各习一经”一篇中,兰玲忍不住叹惋:“如今,‘六艺’这种说法,在乡间也只有中年以上的人懂得意思并会用这个词了。”因此,这本书的价值更加显而易见。它在为将要消逝的文化祭起一盏灯火,这盏灯火会照亮我们童年期的初路,照亮记忆中农耕文化的清晰与混沌,或许可以让我们在城市喧嚣不已的噪音中辨认出根系所在,辨认出亲人面影,可以让我们在言语的拥抱中再一次还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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