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指的法则与无意识的原理 读黄作的《漂浮的能指》
拉康（Jacques Lacan）
除了正统的学院派哲学界，拉康（Jacques Lacan）的思想在全球知识界得到了广泛而深入的传播，并对重塑二战之后的思想版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虽然相比欧洲和拉美的拉康研究，中国知识界对拉康的理解和阐释相对滞后和薄弱一些，但中国的拉康研究仍然在稳步前进，而这一领域的最新成果就是黄作教授新近出版的大作《漂浮的能指：拉康与当代法国哲学》（人民出版社2019）。
拉康将人的存在分为三个维度，想象，象征和实在。在其长达半个世纪的学术生涯中，他对这三个维度的关注程度略有差异，前期主要关注的是想象，后期则痴迷于探究不可能的实在，但对象征的探索则一以贯之。之所以如此，不仅因为语言乃是拉康对弗罗伊德创立的精神分析学进行革命性改造的关键锁钥，而且也因为想象和实在的工作也是在象征或者语言的运转中才有可能被探测。
拉康有一句名言：无意识就是大他者的话语。这一格言还有另外两种相似的表达：无意识具有语言的结构，或者无意识是像语言那样被结构起来的。无论何时，这个简洁而又神秘的表达既是令人对拉康思想产生强烈好奇的磁石，又是阻碍人们走进拉康思想殿堂的壁垒。它吸引人们走向拉康，但随后又阻止人们走近拉康。从某种程度上说，理解拉康就是理解这句箴言，并因此理解拉康的另一句同样神秘的箴言：人的欲望就是大他者的欲望。
拉康之所以被公认为弗罗伊德（Sigmund Freud）之后最伟大的精神分析学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将现代语言学的发现引进了精神分析，从而革命性地改造了这一新兴学科，并因此重新阐释了无意识和欲望这两个基本概念（以及与此相关的几乎所有精神分析学概念），彻底涤除了残留在弗罗伊德思想中的微量生物主义。作为一门新兴学科或话语，精神分析学的基本概念就是无意识，因为无意识就是这门学科的研究对象。但无意识究竟是什么呢？
毫无疑问，无意识是精神分析学的基本对象，精神分析学就是关于无意识的科学。在弗洛伊德漫长的学术生涯中，无论他探讨的是梦、症状、失误动作，还是欲望、自我和人格，抑或艺术、宗教和文化，无意识始终居于他的事业之核心。为了探索无意识，弗洛伊德先后提出过三种观点，即拓扑学的、动力学的、经济学的观点，这三种观点构成了他元心理学（meta-psychology）的枢轴。然而，无意识既是精神分析学大厦的基石，也是弗洛伊德毕生拼搏但又最终未能圆满解决的难题。
作为元心理学的三大枢轴之一，最早提出的是拓扑学观点。根据这种观点，弗洛伊德认为精神机器由不同的心灵区域构成，不同的心灵区域受不同程序支配。早在1895年写作的《科学心理学方案》（Project for a Scientific Psychology）中，弗洛伊德就已经初步形成了一种心理拓扑学。在此，他将精神机器区分为意识、前意识和无意识三个区域。处于意识区域之内的乃是各种能够直接为主体觉知的观念，处于前意识区域之内的乃是那些虽然暂时不在意识之中，但随时可以被觉知的观念，而处于无意识之内的则是那些因为受到压抑从而不可能被觉知的观念。这就是人们熟知的第一拓扑学。随着精神分析学的发展，弗洛伊德发现这一拓扑学不足以对付病态的自恋，因为它无法把自我安置到无论哪一个心灵区域，也无法安置主体在个体发展过程中内化的那些价值与法则。因此，在1923年写作的《自我与本我》（The Ego and the Id）中，弗洛伊德提出了第二个拓扑学观点，把精神机器分为本我、自我和超我。根据这个观点，无意识不再被当作心灵之中一个单独的区域，甚至在性质上也不尽相同，因为无意识不仅存在于本我之中，同时也存在于自我和超我之中。第二个拓扑学充分考虑到了无意识的复杂性，尤其有助于心理人格的分析。但是，它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无意识的核心地位，不利于精神分析的深化。此外值得指出的是，第二个拓扑学并未取代第一个拓扑学，而是与之构成一种相互补充的辩证关系。
作为元心理学的枢轴之二，动力学观点研究的是运行于精神机器之中的各种力量对抗、结合和相互影响的方式。其实，这种研究无意识的观点从弗洛伊德开创精神分析学之初就存在，并贯穿其学术生涯，只是到1915年他写作《压抑》（Repression）时才得到集中表述。动力学观点建立在这样一种观念的基础之上：心灵之中运行着各种不同的力量，心灵就是这些不同力量相互冲突的场所。为了减少或者消除这些冲突引发的不快，精神机器使用了一些不同的机制，而压抑就是所有机制中的原型。借助压抑，精神机器改变了各种本能的观念表征所处的拓扑学位置。由此，通过使某些本能或者某些本能的某些方面成为无意识，它保护主体不因一些相互冲突的欲望而感到痛苦。后来弗洛伊德进而提出这样一种看法，即除了反对冲突但又在冲突之内的一些防御，精神机器还能实施另外一些防御措施，这些防御措施的目的不是组织起一些手段以对付冲突，而是从根本上预先阻止冲突的发生。因此，除了基本的压抑之外，与动力学观点密切相关的还有投射（projection）、否认（disavowal）和排斥（forclosure）等许多概念。就压抑而言，弗洛伊德的辩证之处在于他始终强调了被压抑者的回归：不管阻止冲突及其心理表征的驱逐力量有多强大，精神机器都能为被驱逐者保留下一点蛛丝马迹的残余。一旦条件许可，被驱逐者就会以某种方式回归。
经济学观点在弗洛伊德的元心理学中同样出现得很早，至少在1905年完成的《性学三论》（Three Essays on the Theory of Sexuality）中就已经基本形成，十年之后在《驱力及其变迁》（Instincts and Their Vicissitudes）中倾向成熟。经济学观点基于这样一种假设：精神机器被投资了一些为驱力所特有的能量，这些能量在强度上或者天生不同，或者因为驱力的变迁而受到不同的投资。弗洛伊德提出这种观点是既是为了根据运行于心理事件之中并激发心理事件的那些能量的强度，以对付个体成长过程中具有重大意义的一些心理事件，也是为了描述原始能量之间的相互影响，以及这些能量由此而改变的强度。1920年以后，经济学观点在弗洛伊德的思想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纵观这三种解释无意识的观点，拓扑学的观点有助于确认无意识的存在及其在精神机器中的位置，但不能解释无意识的运作机制；动力学的观点有助于解释无意识的运作机制，但不能解释这种机制背后的原因；经济学的观点有助于解释驱力之变迁以及原始能量之间的相互作用，但又不能解释无意识的运作机制。也许是因为这三种观点各有利弊，所以弗洛伊德从来不曾认为它们可以彼此替代，而是将其当作探索无意识的三种共存的视角。正因为此，弗洛伊德指出：“当我们在动力学方面、拓扑学方面和经济学方面成功描述了一个精神过程时，我们才能说这样的描述够得上是一种元心理学的表达。” 这三种观点在弗洛伊德思想中产生的时刻没有可以清晰分别的先后顺序，这一事实也可以证明它们的确不存在互不相容的关系。
然而，尽管弗洛伊德提出了这三种观点，并让它们和衷共济地为解释无意识服务，他终其一生仍然未能对无意识做出一个令人满意的解释，因为这三种观点都不能揭示无意识的存在论身份，也就是说，不能告诉我们无意识究竟是什么。这三种观点无疑对揭示无意识的真实存在、运转机制和运作原则具有至关重要而且不可或缺的作用，但它们无一能够揭示无意识的本质。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需要另一种新的方法，一种语言学的方法。事实上，在弗洛伊德开创其精神分析事业的全部历程中，他一直都在和语言打交道。他独辟蹊径开创的自由联想诉诸的是语言，他不辞辛苦地解释梦的内涵以及梦的工作诉诸也是语言，他研究诙谐与无意识的关系诉诸的还是语言，他探索日常生活中的心理病理学诉诸的更是语言。在成果丰硕的1915年完成的《论无意识》（The Unconscious）这篇杰出的论文中，他甚至发现了无意识与意识的区别就在于，“意识表象包含了事物表象和指称这一事物的词语表象，而无意识表象只有事物表象。无意识系统包含了对象的事物贯注，这是最初且真实的对象贯注；意识系统则来自于这一事物表象因为和与之对应的词语表象相联系而被过度贯注。” 然而由于时代的限制，这种呼之欲出的语言学方法最终竟未能被明确提出。用一种崭新的语言学方法去揭示和解释无意识，历史将这个任务交给了拉康。
在欧美和拉美的拉康研究学界，“无意识就是大他者的话语”，或者“人的欲望就是大他者的欲望”，这两句极为费解的箴言及其庞大的内涵已经得到了极为深入的阐释。即使是在汉语学界的拉康研究之中，与此相关的研究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比如吴琼的《雅克拉康：阅读你的症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和严泽胜的《穿越“我思”的幻象》（东方出版社2007）。马元龙的《雅克拉康：语言维度中的精神分析》（东方出版社2006）也略微有所申说。然而拉康何以能够解决这一弗罗伊德终生未能解决的难题？借助语言去解释无意识和主体，其对后现代哲学又造成了何种强大冲击？纵观中外拉康研究学界，这两个重大问题都在一定程度上被忽视了，或者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掘和阐释，然而它们对理解拉康哲学的来源和意义则是不可或缺的。就此而言，黄作的《漂浮的能指：拉康与当代法国哲学》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它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当前拉康研究领域中的一块空白。
作为最为重要的法国后现代哲学家之一，拉康无疑具有超乎常人的学术思辨能力，但是，他之所以能解决弗罗伊德不能圆满解决的问题，乃是因为他从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的人类学，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的语言学，和海德格尔（Matin Heidegger）的语言哲学中借得了一个弗罗伊德所不具备的工具：现代语言学。从某种意义上说，《漂浮的能指》最大的贡献就是作者深入而且详尽地挖掘了拉康的理论资源。比如，在发掘列维-斯特劳斯的人类学对拉康的影响时，将其上溯到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和博厄斯（Franz Boas），因为正是莫斯率先将无意识与象征系统关联起来，而博厄斯也曾初步探索语言现象的无意识特征。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并不满足于挖掘拉康与列维-斯特劳斯、莫斯和博厄斯的关系，而且还深入剖析了莫斯、博厄斯和列维-斯特劳斯之间的思想异同。索绪尔的语言学是拉康思想的另一个重要资源。索绪尔一方面区分了言语和语言，另一方面又区分了所指和能指，并主张能指和所指的关系服从两个基本原则，即任意性和消极性。这些理论洞见直接启发了拉康从能指着手去探索无意识的运作机制，但他创造性地颠倒了所指与能指的关系，将能指放到优先地位。然而诚如作者论证的那样，拉康是通过雅克布逊（Roman Jacbson）走向索绪尔的，正是结合后者对隐喻和换喻的探索，拉康发现语言的运作机制正是无意识的工作原理。就此而言，在借助语言学的发现上，雅克布逊同样功不可没。海德格尔的语言哲学是拉康的另一个重要理论资源，但此前关于这一关系的阐述甚至更加薄弱。虽然海德格尔对拉康的吸引在20世纪50年代尤其强烈，但他对语言的本体论强调对拉康具有极为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甚至在拉康后期专注于探究实在时可能依然存在。就我有限的阅读所及，《漂浮的能指》是第一部深入分析拉康与海德格尔关系的著作，虽然这方面的工作仍然还有开掘的空间。此书的另一大贡献，如上所述，还在于它在追本溯源的同时，详尽阐释了拉康的哲学或者他的反哲学对法国当代哲学的贡献，这种贡献与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异曲同工，不过也正是在解构主义上，德里达与拉康产生了十分有趣的冲突或者误解。
黄作：《漂浮的能指：拉康与当代法国哲学》（人民出版社，2019）。
西方学者治汉学，和中国学者治西学，最难之处在于考证，因为这极为考验作者对史料和文献的占有密度和广度。从某种程度上而言，《漂浮的能指》正是一本攻坚克难的考证之作，或者说一本融思辨于考证之中的著作，尤其难能可贵。作者钩沉索隐，巨细无遗；溯本探源，条分缕析。不仅展现了敏锐的学术眼光，宏大的理论视野，而且还有潜幽发微的坚实的文献功夫，以及由此体现出来的严谨的治学态度。虽然此书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弗洛伊德本人对无意识的探索，以及在个别问题的论述上可以更加明晰，但总体而言，实为近年来拉康研究领域中不可多得的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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