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的两幅面孔：托克维尔对美国和法国的观察
7月12日晚上，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倪玉珍在首师大北一区做了题为《民主的两幅面孔：托克维尔对美国和法国的观察》的学术讲座。在讲座中，通过解读托克维尔的两部经典著作《论美国的民主》和《旧制度与大革命》，倪玉珍把我们带回了欧美民主革命风起云涌的19世纪上半叶。托克维尔在这两部著作中对民主在美国和法国的历史和现实进行了细致的对比与反思。倪玉珍认为，托克维尔在民主制度探索时期形成的洞见，对于我们今天仍有启发。
平等使人类走向自由还是暴政？
倪玉珍提醒我们，“民主”这一概念的内涵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在正式介绍托克维尔对民主的观察之前，她首先引用研究观念史的“剑桥学派”的观点指出，一些关键的观念的定义与内涵，往往会随着时间的变迁而不断发生变化，因此，我们需要在具体的历史社会语境中去考察观念的变迁。
那么，在19世纪上半叶，大革命尚未完成的历史语境中，我们应该如何理解托克维尔笔下“民主”的内涵呢？从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开始，民主在法国的推进并非一帆风顺。甚至可以说，在经历了雅各宾派的“恐怖政治”之后，“民主”已经成为与“暴政”关联的贬义词：走上断头台的不仅仅是反对革命的特权阶层，革命也吞噬了自己的儿女。“恐怖政治”给许多法国人带来了精神创伤，在19世纪初，法国的自由主义者大多反对民主政治，例如贡斯当、夏多布里昂、基佐等人均为崇英派，提倡由少数精英来掌握政治的参与权。在19世纪上半叶的一些法国自由派看来，民主与暴政似乎有着某种隐秘的关联：法国曾经两度从共和制走向帝制。1799年，拿破仑·波拿巴用“雾月政变”推翻第一共和国，并于1804年确立第一帝国。1851年，拿破仑一世的侄子路易·波拿巴又用军事政变推翻了第二共和国，不久确立第二帝国。两次政变都在公民投票中得到多数人的支持。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和《旧制度与大革命》是深刻反思这段历史的成果。
在许多人对民主政治感到疑惧时，贵族出身的托克维尔却在亲身考察美国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状况之后，著书为民主政治辩护。出生于极端保王派家族的他，本来有充分的理由反对民主政治。在倪玉珍看来，托克维尔考察民主时比较不偏不倚的态度和他敏锐的洞察力，成就了两部经典之作：他可以在动荡的时代超脱出个人的恩怨和党派的偏见，观察并分析事实，进而预见未来的发展趋势。托克维尔自称“在趣味上是一个贵族，在理性上爱好民主”。这种颇具张力的态度，使托克维尔既看到了民主的优点，也看到了民主的弊端，他既赞成民主政治，同时又对民主有忧患意识。
并非学者出身的托克维尔没有明确界定“民主”的内涵。倪玉珍认为，从两部著作的文本和当时的历史语境来看，托克维尔笔下的“民主”的核心内涵是“平等”。值得注意的是，民主的实践在不同的社会状况中会呈现出不同的后果：民主在美国意味着平等与自由的结合，而在法国，平等却与暴政有着某种关联。在这个意义上，托克维尔的两部著作《论美国的民主》与《旧制度与大革命》可以看做是姊妹篇，前者谈论美国的民主，后者则谈论法国的民主。在这种对照阅读中，跟随着托克维尔，我们看到在19世纪上半叶的法国，思想家们面临着一个重要且迫切的时代问题：民主（平等）究竟会使人类走向自由，还是走向暴政？
地方自治与清教传统：美国的民主
和法国民主革命的诉求相似，美国的民主首先有着平等的内涵。托克维尔认为，人民主权原则支配着美国的整个政治制度，每个成年白人男子都被认为拥有同等的权力，能够平等地参与政治。那么，为什么人民主权原则的实践没有在美国导致暴政？倪玉珍总结道，在考虑有助于美国的民主共和制良好运转的原因时，托克维尔有着非常丰富的多维度视角：他主要从地理、法制与民情三个方面进行了考察。例如，在地理上，美国没有强邻，地广人稀；在法制上，美国实行乡镇自治和联邦制，司法权有着重要地位；在民情上，托克维尔指出活跃的宗教生活有力地帮助了美国人维护民主共和制度。
托克维尔十分重视美国乡镇自治的传统。在只与本身相关的事务上，乡镇享有独立与自治权。新英格兰地区的乡镇不实行代议制，而是采行直接民主制。一个乡镇通常有19名由民众选举产生的、互不隶属的官员，总统无权罢免乡镇官员。这与有很强中央行政集权传统的法国大不相同——严格说来，在有着自上而下的行政官僚体系的法国，乡镇事实上只有一位行政官员。联邦制度使得美国有“政府集权”而无“行政集权”，这意味着只有与全国相关的事务是由中央政府管辖的，而纯属地方的事务则由地方自治。如果把美国社会比作一只钟表，那么它的驱动既靠中央权力这个“大发条”，也靠着许多大小不一的小“发条”，而独立自主的个人是其中最小的发条。
广泛实行于美国各个层级的自治在托克维尔看来有很多益处。首先，它有利于培育独立自由的个体，以及社会自组织能力；其次，自治能够孕育出不同层级的政治共同体，这些组织的存在有助于个人在公共生活中相互合作、商议和妥协，这有助于克服利己主义、培育公益精神；此外，自治有助于缓和民主时代的个体相互疏离的倾向，它使个体有机会彼此接近，经常往来和相互扶助，这无疑是民主极为重要的社会功能。
同时，美国活跃的宗教生活对于民主制度的良好运转亦非常重要。美国的开国元勋，例如华盛顿和麦迪逊均强调宗教对于维护整个民族的道德水平至关重要。托克维尔认为，美国人既热爱自由，又爱好秩序、尊重权威。对于美国的政治和宗教生活，他有这样的洞见，“在政治世界，他们崇尚理性、讨厌权威对个人独立的干预；但是在宗教世界，他们却接受上帝为其规定的真理。在政治世界，一切经常变动，人们大胆变革；但在宗教世界，一切按部就班，人们自愿服从。” 托克维尔提醒人们，仅仅是热爱自由，却不尊重法律及合法的权威，容易堕入无法无天的状态，在这种状态里，自由难以为继。
倪玉珍总结道，托克维尔在观察美国民主之后指出，民主真正的好处不在于选出少数几个能干的官员，而在于通过各个层级的自治和经常性的选举来增强社会自组织能力和公民精神，这无疑是托克维尔接受和提倡民主政治最为重要的原因。
“受奴役的躯体”：法国民主的艰难之路
与民主制度运行相对良好的美国相比，法国的民主可谓是命运多舛。在法国19世纪上半叶的历史语境中，托克维尔写作《旧制度和大革命》，主要是为了回答他自己以及同时代人的困惑：为什么在法国，平等与自由难以携手并行？为什么追求更大的平等会带来更深重的奴役与暴政？
在考察法国民主时，托克维尔延续了他考察美国民主时对于政治制度、社会状况和民情进行全面观察的视角。在《旧制度和大革命》中，他这样总结法国民主革命的屡次失败：“人们多少次想打倒专制政府，但都仅仅限于将自由的头颅安放在一个受奴役的躯体上。”在他看来，“受奴役的躯体”，即社会状况和民情，远比政治制度更加不易改变，其影响也更为深刻持久。
那么，阻碍法国建立自由政治制度的社会状况和民情是怎样被培育出来的呢？在南法城市图尔的档案馆中，通过查阅地方总督与巴黎的中央政府及地方官员的通信，托克维尔找到了答案——绝对王权确立的中央行政集权制。托克维尔详细分析了旧制度时期中央行政集权的运作机制及其后果，这构成了《旧制度与大革命》的核心主题。
在中央行政集权形成之前的封建时代，法国社会有着三重结构：在王权与个人之间，还有贵族、自治市镇、教会等中间团体，它们有相对独立的政治地位，享有封建特权与自由，王权不可任意侵犯。中世纪末期，伴随着绝对王权的兴起，中央权力不断扩张并削弱地方性的自治团体。王权派总督（intendant）来管理地方事务，形成了王权—御前会议—总督—总督代理这样一套自上而下的行政官僚体系。
在某种程度上，中央集权制的出现可以被视为民主革命的先声：中央集权制冲击了封建等级制，贵族被剥夺了实际的统治权力，沦为了朝臣，而平民的上层通过买官制变成新贵族，这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身份平等化的进程，托克维尔因而认为旧制度与大革命之间存在重要的延续。随着统一的公权力的出现，封建时代社会四分五裂的状况逐渐走向终结。
当然，中央集权不仅有上述的积极影响，它也带来了很多隐患。倪玉珍指出，托克维尔实际上区分了两种中央集权：政府集权和行政集权。在他看来，政府集权是将全国性事务的领导权集中到中央，这是国家繁荣富强的必要条件。而行政集权则是将纯属地方性的事务的领导权归于中央，这会带来一系列消极后果。在法国，中央行政集权给社会结构、人们的思想观念、情感、心态习惯带来了很多消极影响，进而给社会变革带来了很多阻碍。
中央行政集权首先会导致社会自组织能力的丧失：正如杜尔哥所观察到的，旧制度时期的法国农村只剩下一片茅屋以及和茅屋一样被动的居民。社会自组织能力的丧失事实上也会威胁到国家的安定与秩序：一旦中央权力的统治失灵，整个社会容易陷入动荡，很难重获稳定。其次，在宗教的权威被削弱之后，在法国，中央政府取代了上帝的位置，对比美国，托克维尔认为这无疑是很危险的信号。而随着地方性政治生活的消失，社会民情也在发生变化：人与人之间彼此疏离，个人或团体以绝对的态度追求自我利益，公共美德和商讨协作的习惯逐渐丧失；王权不断削弱独立的中间团体，大革命继而铲除之，社会呈现一盘散沙的状况，各个等级的人们相互分离，彼此嫉恨。
托克维尔还指出，在英国，谈论政治的往往是真正亲历其中的政治家。而在法国，谈论政治的场合往往是那些被剥夺政治参与权的人们举办的沙龙，这些人既包括贵族，也包括第三等级的成员。缺乏政治经验的文人政治家们往往喜欢从抽象的原理出发，运用理性进行推演，描绘出政治蓝图，却不清楚实施政治变革实际的后果如何。甚至那些参与公共事务的人，实际上也只是听从上级命令的行政官员，他们对真正的政治和民情也缺乏了解。普通民众被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他们对政治的理解同样是抽象的。在托克维尔看来，这种状况是极为危险的。
通过分析中央行政集权制的运作及其后果，托克维尔揭示了法国大革命从追求自由走向奴役的根源：法国民主（平等）化的进程同时伴随着中央行政集权的扩张。法国大革命进一步铲除了中间团体，这加剧了中央行政集权的扩张，使得孤立的、一盘散沙的个体直接面对强大的中央行政集权。而这样的社会结构和民情状况显然难以支撑起自由与秩序：由于民众缺乏自组织能力，在混乱无序中，他们必然会呼唤一个新的来自外部的力量来维持和建立秩序。托克维尔提醒人们，如果真正希望摒除中央行政集权的弊端，则需要提高社会的自组织能力，包括每个人自我管理的能力。
在讲座最后，倪玉珍总结道，借助托克维尔对民主的观察和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民主的实践在不同的社会状况和民情中会产生差异极大的后果。民主制度的良好运转，离不开社会土壤和民情的支持：这不仅包括社会的自组织能力，也包括独立自主、善于协作、关心公益的公民德性的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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