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与记忆：如何重释蔡元培与北大 ——读《重释蔡元培与北大》■叶 晨

[摘要]——读《重释蔡元培与北大》■叶 晨

华东师大学者娄岙菲长期关注近代中国高等教育史，《重释蔡元培与北大》是她的一部新作。既言“重释”，就要有新意，还得让人信服，怎样做到？

该书分为四章：长校，辞离，淡出，纪念。很显然，总体上呈现比较清晰的线性梳理的格局，最后一章作为一个主题加以归纳和阐发。不过，这部著作不是叙事史，叙事被打散在论证的需求里。随着时间的推移，记忆与历史不断累积与修改，在起初的事实部分，这种演变比较轻缓，而到了最后的“纪念”部分，就表现为一种爆发式的骤升。

1917年秋冬，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当时的北大还沿袭着前清“京师大学堂”的官僚习气。蔡元培大刀阔斧，切离农科、矿科、工科、商科，单留文、理、法三科，尤以文科为革故鼎新之重点领域。蔡元培减少了中国哲学里的经学课，加重了先秦诸子和西洋哲学的分量，又去掉“中国”二字，改称“哲学系”，表示中外之学皆可打通。他不拘一格提拔人才，延聘陈独秀、胡适、刘半农等一干有新思想的年轻人，且以身作则倡导民主平等，每天进校都对教工鞠躬问好。种种举措，一扫往日沉沉暮气。对北大精神的塑造，蔡元培居功至伟。

蔡元培与北大的“神话”，首先发端于蔡元培对北大“奇迹”般的改造。这种创举及其成功，使其成为象征性的标杆，即使后继者做出了成绩，也容易被人们忽略。

关于北大历史的资深研究，必须提及陈平原。陈平原曾经指出，蔡元培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被拔高了，以至于压抑了其他功不可没的北大校长。譬如，蒋梦麟。陈平原认为，蔡元培管理北大亦有过失，最大的弊端就是因过分强调以德治校而忽视制度建设，造成北大纪律的自由松弛，蒋梦麟不得不充当“黑脸”，重新夯实一所现代大学必须的严肃规则，又努力在这种规则中保留适度的弹性，这种行政管理智慧是蔡元培所不及的。

娄岙菲没有像陈平原那样直接指陈，但她也指出，“客观地说，也正是蔡元培晚年在教育界的缺席，反而成就了五四前后北大革新难以超越的地位”。

这个结论主要围绕“驱彭挽蔡”的风波展开。彭允彝接手北大之后亟待解决教育经费严重不足之弊，这正是蔡元培任职期间遗留的问题；彭面对的又是1920年代军阀割据的混乱事态，经民主熏陶的北大师生又频繁掀起学潮。蔡元培离职，彭允彝处境尴尬，“驱彭挽蔡”给蔡元培镀上了一层神话色彩，似乎离了蔡元培，北大就不是北大了。至于挽留蔡元培的各方人士，或也有各自的打算。蔡元培去意弥坚，声望倒愈加上升。

蔡元培的“神话”，难免“时势造英雄”之故。纪念与追忆则不断强化了这种神话色彩。北大经常举办演讲、校庆等活动，师生爱“摇笔杆”的人很多，一来二去，层层叠加的记忆就铸造成了凝固的历史。比如，1923年底是北大建校25周年，恰逢蔡元培远赴欧洲，以及“驱彭挽蔡”风波火热之时。纪念刊屡现对蔡先生的抒情文章。篇首是代校长蒋梦麟撰写的《北大之精神》，归纳为“大度包容的精神”和“思想自由的精神”，再次肯定了蔡元培的治校理念，并最终将此定调为“北大精神”。

“历史的演变在加速。”加速意味着“真实的、社会的且未被触碰的记忆和历史之间的巨大鸿沟”。“记忆的责任来自每个历史学家自身。”这是法国思想家皮埃尔·诺拉的名言。娄岙菲的研究建立在法国“文化记忆”流派的基础之上。历史与记忆，因人们的主观需求而不断改变。对每个群体来说，向历史寻找记忆涉及自我身份认同。从书中的注释还可见，娄岙菲经常引用陈平原的研究所得。作为北大学人，陈平原熟悉北大的历史，掌握的材料极其丰富，不过他的研究主要是现象性的分析，娄岙菲的研究比较系统，有周密的理论架构，方向更加明确。重新审视蔡元培与北大，需要直面现实。娄岙菲为此提供了一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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