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尔斯泰：《复活》是一面俄国农奴制的镜子 曹春梅

名师领读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1828-1910）有三部代表作：《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和《复活》。曹雪芹写《红楼梦》“十年辛苦不寻常”，托尔斯泰创作《复活》也用了十年。《复活》写于1889年至1899年，作者六易其稿，最后成就一部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

小说的素材是检察官柯尼向托尔斯泰提供的一件真人真事：一个贵族青年引诱了他姑姑家的婢女，导致她怀孕，被主人抛弃，为了生存只能去当妓女。婢女又因被指控偷钱而受审判。恰好这个贵族青年是陪审员，他出席法庭见到从前被他引诱过的女人深受良心的谴责，向法官申请准许同婢女结婚以赎罪。托尔斯泰对这个故事很感兴趣，根据这个素材创作了《复活》。贵族青年就是聂赫留朵夫，婢女就是卡秋莎·玛丝洛娃。聂赫留朵夫在法庭上见到被控杀人罪的妓女玛丝洛娃，聂赫留朵夫非常震惊，同时自责正是自己年轻时对玛丝洛娃不负责任的引诱，才让她一步一步破罐子破摔，沦为阶下囚。想到这里，聂赫留朵夫决定尽最大的努力帮助玛丝洛娃。上诉失败后，玛丝洛娃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做四年苦役，聂赫留朵夫主动陪她同去，并以向她求婚来赎罪。聂赫留朵夫的行为感动了玛丝洛娃，可是两个人的地位相差太过悬殊，玛丝洛娃最终拒绝和聂赫留朵夫结婚，而是决定嫁给政治犯西蒙松。聂赫留朵夫随后投身于对社会的拯救中。

这部作品里，读者可以感受到三重复活。第一重：贵族青年聂赫留朵夫“人性”的复活。聂赫留朵夫19岁读大学的时候曾经深深地爱上过婢女玛丝洛娃。可是当聂赫留朵夫后来提升为军官，动身到军队的前夕，他摈弃了诚实、富有牺牲精神、乐于为一切美好的事业献身的好品质，受贵族风气的影响沦为兽性的彻底利己主义者，专爱享乐。对玛丝洛娃也由精神上的爱慕变为肉体上的占有，并以100卢布打发了对方，就像很多纨绔子弟做的那样。但是玛丝洛娃的堕落和被判刑还是深深刺激了他，他的灵魂不安，反省自己，承认自己当年的卑鄙，决定清除内心的污垢，不计代价地帮助玛丝洛娃拔出泥潭，甚至陪她去西伯利亚服苦役。“人性”在聂赫留朵夫身上复活了。

第二重“复活”是玛丝洛娃“爱”的复活。她本来拥有纯洁的爱情，爱聂赫留朵夫，也爱肚子里的孩子，甚至在寒冷的雨夜，听说聂赫留朵夫乘坐的火车有可能经过自己所在的村庄，专门去火车站探望他。在意识到自己被抛弃后，她痛恨聂赫留朵夫对自己不过是玩弄、作践，玛丝洛娃的爱化作满腔愤恨，她信仰崩溃，再也不相信善了。她当妓女出卖肉体，忘记羞耻，耽于享乐。聂赫留朵夫的忏悔一点一点地唤醒了她的“爱”，尤其是在监狱中，她接触到专门利他，毫不利己的“革命者”，看到不同于以往的生活思维方式，被吸引又被尊重，“爱与善”在她身上一点一滴地复活了。

第三重“复活”是俄罗斯底层民众权力的“复活”。聂赫留朵夫在父亲去世后，尝试着把自己继承的土地无偿分给农民。后来母亲去世了留给他更多的土地，他也把它们分给农民。这种做法对消除当时地主和农民越来越尖锐的阶级矛盾无疑是有进步意义的，但也不可避免地遭到上游社会的唾骂。伟大的托尔斯泰敏锐地捕捉到十九世纪中叶以后社会矛盾的主要根源所在，并看到土地的归属权力要“复活”，土地必须回归到农民手中。

小说以大量的篇幅揭发沙皇专制制度下，法庭、监狱和政府机关的黑暗，官吏的残暴。在法庭上，庭长、检察官、法官和陪审员一个个昏愦无能，自私自利，拿犯人的命运当儿戏，玛丝洛娃就是这样被冤枉被判处苦役刑。列宁在《列尼·托尔斯泰和现代工人运动》中说：“托尔斯泰在自己的晚期作品里，对现代一切国家制度、教会制度、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做了激烈的批判。”列宁的评价指出了托尔斯泰创作的批判力量及其政治意义。

当然名著也有瑕疵。笔者认为本书闲笔太多，节奏略拖沓。有鉴于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成功，托尔斯泰给俄罗斯农民结束贫困寻找的出路是依托于宗教，这难免让中国读者感到力度不够。

1910年10月一个寒冷的冬夜，82岁的托尔斯泰伯爵离家出走，不久病逝在一个小火车站上，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复活》或许珍藏着答案，去打开吧，听听托尔斯泰的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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