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吉斯·艾特玛托夫：那片土地上最后一位文学神父

钦吉斯·艾特玛托夫（1928年12月12日—2008年6月10日）

在当今世界文坛上，钦吉斯·艾特玛托夫堪称是吉尔吉斯民族的“文学泰斗”。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开始发表作品，1958年因中篇小说《查密莉雅》一举成名。他著作等身，而且绝大部分作品出版后都被改编成了歌剧或芭蕾舞，搬上了舞台。迄今为止，他的作品已被译成一百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国流传。

近日，人民文学出版社隆重推出艾特玛托夫的三本小说集《白轮船》《永别了，古利萨雷！》《我的包着红头巾的小白杨》。12月12日是艾特玛托夫诞辰日。因此，本月致敬经典，让我们跟随作品走进艾特玛托夫这位文学神父的世界。

我们国家三四十岁以上的人都读过艾特玛托夫的书，在我们这里，谁如果没有读过艾特玛托夫的书，就会被认为是没有文化的人。艾特玛托夫是我们民族的圣人。

——比什凯克人文大学孔子学院前院长 弗拉基米尔

在世界人民的心目中，他早就是诺奖得主了。艾特玛托夫的死，可能意味着那片土地上，最后一位文学神父离去了。

——迟子建

竭力创作带有年代感的作品

艾特玛托夫出生于吉尔吉斯塔拉斯山区舍克尔村的一个农牧民家庭。童年时期，艾特玛托夫喜欢听祖母讲神话和传说，这培养了他对文学的兴趣，也对他日后的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艾特玛托夫从小入俄罗斯学校读书，在两种语言环境中成长。1942年的战争使艾特马托夫被迫辍学，亲身体验了战争的艰难和残酷，这段经历为他日后的创作积累了丰富的素材。

1952年艾特玛托夫开始发表作品。上世纪50年代中期，随着解冻文学思潮的出现，关心人、爱护人、重视人的价值，成为社会重要的道德标准。艾特玛托夫就是这个时期登上文坛的，他的创作一开始就充满了道德感和人文关怀，以描写吉尔吉斯鲜明的民族风情、优美的山村景色、浪漫的抒情和细腻的心理分析见长。最初，他在地方刊物上发表一些短篇小说：《报童玖伊达》《阿什姆》《修筑拦河坝的人》等作品都是出自这一时期。在这些作品中，作者选取的主人公都是农庄的普通劳动者：铁匠、修筑拦河坝的人、水利员、机械师、水文观测员等。艾特玛托夫用饱蘸激情的笔，描写了他们平凡的日常生活和对幸福、人生等问题的朴素理解，反映了吉尔吉斯山村的生活和新人新事，洋溢着清新的生活气息。

1958年中篇小说《查密莉雅》的发表，使他名声大噪。法国作家阿拉贡赞誉它是“一部描写爱情的空前杰作”。小说写卫国战争期间，已婚少妇查密莉雅大胆冲破宗法观念的束缚，同一无所有的残废军人丹尼亚尔真诚相爱、自由结合的故事。作者突出女主人公那自由奔放的草原精神和对理想生活的追求，将这个爱情故事写得充满了诗情画意，表现出他在人物心理刻画和自然风景描写方面的深厚功力。

上世纪60年代，艾特玛托夫发表了中篇小说《我的包着红头巾的小白杨》《骆驼眼》《第一位老师》和短篇小说《红苹果》等作品。这一时期的作品他侧重描写普通人在平凡岗位上的工作，体现了人生的真正价值。如《母亲——大地》中的主人公托尔戈娜伊在艰苦的卫国战争期间，默默忍受着家破人亡的痛苦，勇敢地挑起了战时生产队长的重任，成为一位支撑大地的伟大的母亲。作家赞扬了这些普通劳动者崇高的精神境界和对美好事物的追求，同时对愚昧落后和自私自利等思想行为进行了谴责。

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艾特玛托夫的创作力图涉及全社会、全民族的重大历史课题和当代问题，对矛盾的揭示越来越深刻。1966年，艾特玛托夫发表了中篇小说《永别了，古利萨雷！》。70年代，艾特玛托夫艺术探索出现新倾向，加强了主题思想的哲理性和寓意性，加强了典型环境和细节的描写，开始把写实手法与假定性手法相交融，发表了中篇小说《白轮船》（1970）、《早来的鹤》（1975）、《花狗崖》（1977）等作品。可以说，艾特玛托夫的作品带有浓烈的时代痕迹，他始终致力于研究人本身的情感，探索人的个体价值，为此孜孜不倦地塑造着一个又一个的人物形象。

作品中饱含对真善美的追寻

艾特玛托夫在回顾自己创作思想的发展时曾谈道：“如果说在童年时代我看到的是生活中光明的、富有诗意的一面，那么现在（指卫国战争时期）的生活则呈现出一种严峻的、痛苦的、英雄主义的色彩。”

小说《早来的鹤》反映的就是苏联卫国战争期间发生在吉尔吉斯农村少年儿童生活中的这样一段严峻、痛苦而又充满英雄主义的故事。吉尔吉斯农村流传着一句古老的谚语：“鹤来早，年景好。”故事就是从这句农谚的寓意上展开的。严酷战争的现实把农村劳动和生活的重担过早地压在了孩子们稚嫩的肩膀上。年仅十五岁的苏尔坦穆拉特受托带领他的几位同学承担起了驭马扶犁、抢耕抢种的重活。他们满怀激情地仰望着田野上空早来的鹤群，不畏严寒，不怕地冻，满怀信心地为争取全年的最好收成顽强地、夜以继日地拼搏着。勇敢勤劳但却天真善良的孩子们敢战天，敢斗地，但却意想不到遭到野狼和比野狼更阴险狠毒的恶人——盗马贼们的突然袭击。小苏尔坦骑马追赶盗马贼帮时，他心爱的骏马恰勃达尔不幸被盗马贼开枪击中，倒在了血泊中，饿狼闻到血腥更凶恶地向他逼来……故事到此结束。小苏尔坦在腹背受敌中挣扎着，生死未卜，小说给读者留下了一个颇耐寻味的结尾。

与《早来的鹤》相比，《白轮船》一书中的诗意和纯真体现得更加鲜明。小说一开始，主人公就告诉我们：“他有两个故事。一个是他自己的，别人谁也不知道。另一个是爷爷讲的。”他自己的故事是从他丰富的想象中幻化出来的。爷爷讲的是吉尔吉斯民间世代相传的长角鹿妈妈拯救和保存了布吉族的故事。两个故事通过小主人公的两件爱物——一个书包、一副望远镜串连在一起，从现实到童话，从童话到现实，丝丝入扣，浑然一体。

故事从莫蒙爷爷给小孩买书包说起。小孩得到书包，喜不自禁地奔走相告，引出了三个院子里的各色人物，展示了他们各自的性格和相互关系。从望远镜里出现的白轮船引出了小孩心中的童话——向往着变成人鱼，向美丽的白轮船游去。他在神奇的童话世界中遨游着，直到梦境消失，光天化日之下看到神圣的长角鹿血淋淋的尸体和人们用鹿肉做成的宴席。长角鹿妈妈的童话破灭了。小男孩只剩了“谁也不知道”的他心中的童话，他怀着与不知去向的父亲会见的虚幻理想，跳入冰冷的河水，脱身于混浊的尘世，永远地游走了。

这两篇小说主要都不是以情节取胜，而重在揭示人物的精神世界，以主人公的崇高情感激动人心。在《白轮船》里，作者甚至没去告诉我们小主人公叫什么名字，但他留给我们的是一个天真、纯洁、希望和信仰的化身，使我们感到，仿佛“孩子”本身就是个最恰切的名字，还有什么更能体现这一切纯真而又美好的内涵呢？

艾特玛托夫后期作品中除了对人性美的追求，更多的是表现为对人性恶的憎恨。《白轮船》和《早来的鹤》一样，都是以邪恶压倒正义，残暴战胜善良的悲剧性结局从而激起人们对恶的憎恨。两篇小说都留下了一个发人深思的结尾，正如作者所说，如果给故事一个光明的收尾，“那将意味着对邪恶的大赦”。

“艾特玛托夫风格”侧重探索人们精神世界的变化

艾特玛托夫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创作，在很大程度上也反映着当时苏联整个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向。那就是更注重探索时代在人们精神世界中引起的变化。作家更多以批判的、冷静审视的目光去反思历史和观察现实，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思考某些隐含在司空见惯的生活现象中的人生悲剧。在创作观念、表现手法等方面都力求创新，出现了许多诸如通过动物的活动、少年儿童美好的幻想和憧憬来寄托人类的理想和追求，以此揭示深邃的人生哲理的作品。

已经熟悉艾特玛托夫早期创作的读者从《白轮船》《早来的鹤》这两部作品中不难发现，它们无论在题材上，艺术格调上，还是在表现手法上，较之前的作品都有了明显的变化，体现着作者艺术创作上的一种新的探索倾向。国内外一些评论家常把艾特玛托夫的创作划为两个阶段：认为他前期是以写实为主，后期则是以假定和虚拟手法为特点，形成了今天的“艾特玛托夫风格”。而成为这一转折标志的就是他发表于1970年的这部《白轮船》。

“艾特玛托夫风格”受人称道的特点之一，是其细腻真切的心理刻画，优美动人的景物描写及洋溢在整个作品中的那种浓郁的民族风情、清新的生活气息和这一切相映成趣而形成的特有的艺术魅力。作者大量借用古老的民间传说、神话故事以及奇异的梦境、幻想，把这一切巧妙地编织在一起，造成一种真真假假、虚虚实实、扑朔迷离的情景，从而赋予作品以更深的哲理蕴藉。他的作品始终关注人性，关注人与自然的深层情感关系，提出了尖锐的道德和社会问题。迄今为止，艾特玛托夫仍对中国当代作家的创作有着深刻影响。

晨报记者 侯梦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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