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瓦戈医生》与俄罗斯精神传统
□吴晓东
20世纪80年代末读帕乌斯托夫斯基的《金蔷薇》,读到写亚历山大·勃洛克的一段曾心生困扰,帕乌斯托夫斯基称:
我不大理解勃洛克对俄罗斯和人类将会遇到的考验所怀有的那种先知式的、神秘的恐惧；至于他那种宿命的孤独感、毫无出路的怀疑、灾难性的沉沦以及他对革命的过于复杂化的理解,更是我无法理解的。
当时还是文学青年的我自然更难理解这位勃洛克的复杂性。勃洛克式的充满吊诡的思想在20世纪80年代生气勃勃的中国氛围中显得很陌生,也很另类。然而,随后我又读了帕斯捷尔纳克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在90年代迥然不同的历史语境中,是《日瓦戈医生》真正引领我渐渐体认到这种俄罗斯精神传统的复杂性显然不仅仅体现在勃洛克一个人身上。
《日瓦戈医生》中的《瓦雷金诺》一章写日瓦戈在战争时期和妻子冬尼亚来到乌拉尔尤里亚京市附近的瓦雷基诺庄园,开始了一段“归园田居”式的读书写作、追索内心的生活。在日瓦戈所写的札记中,他把俄罗斯作家划分为两种气质:
在俄罗斯全部气质中,我现在最喜爱普希金和契诃夫的稚气,他们那种腼腆的天真；喜欢他们不为人类最终目的和自己的心灵得救这类高调而忧心忡忡。这一切他们本人是很明白的,可他们哪里会如此不谦虚地说出来呢?他们既顾不上这个,这也不是他们该干的事。果戈理、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死做过准备,心里有过不安,曾经探索过深意并总结过这种探索的结果。而前面谈到的两位作家,却终生把自己美好的才赋用于现实的细事上,在现实细事的交替中不知不觉度完了一生。他们的一生也是与任何人无关的个人的一生。
对于我这一代把果戈理和托尔斯泰尊奉为现实主义与人道主义经典大师的读者来说,日瓦戈医生的这种划分曾经令我莫名地困惑了许久。《日瓦戈医生》也由此令一代中国读者陷入深思,并最终被日瓦戈医生这样一个复杂化的人物所吸引。中国文化界也开始学习适应从普希金到契诃夫再到帕斯捷尔纳克的精神和气质,那种“腼腆的天真”,那种既执迷于探寻人生的意义,又不流于空谈和玄想,也远离布道者的真理在握的谦和本性,那种从一个谦卑的生命个体的意义上去承担历史的坚忍不拔。
在《日瓦戈医生》的观念视野中,人道主义精神以及俄罗斯传统价值形态是其中最重要的部分。帕斯捷尔纳克在一次访谈中曾经说:
我有责任通过小说来详述我们的时代—遥远而又恍若眼前的那些年月。时间不等人,我想将过去记录下来,通过《日瓦戈医生》这部小说,赞颂那时的俄国美好和敏感的一面。那些岁月一去不返。我们的先辈和祖先也已长眠不醒。但是在百花盛开的未来,我可以预见,他们的价值观念一定会复苏。
但是这种人道主义和传统的内在价值是苏维埃的革命意识形态很难接受的。于是《日瓦戈医生》一直由于它的边缘化的声音而引起争议。譬如有研究者认为“《日瓦戈医生》不是从辩证唯物史观而是从唯心史观出发去反思那段具有伟大变革意义的历史”。《日瓦戈医生》的确从人道主义和个体生命的角度反思了俄国十月革命以及其后的社会主义的历史,它的价值之一也正是小说所表现出的看待历史和革命的一种复杂的甚至矛盾的态度。日瓦戈是个既认同革命又与革命有一种疏离感的边缘人物,他深受基督教的影响,有博爱思想,但却对革命潮流持一种警惕的态度；他参加了游击队与白军作战,又因同情而放走了白军俘虏；他与温柔善良的冬尼亚结为夫妻,却又喜欢上了美丽动人的拉拉。他一方面憎恶俄罗斯沙皇时代的政治制度,赞同十月革命的历史合理性,但是另一方面他却怀疑革命同时所带来的暴力和破坏,用日瓦戈医生自己的话来说:“我是非常赞成革命的,可是我现在觉得,用暴力是什么也得不到的,应该以善为善。”他的信仰仍是来源于俄罗斯宗教的爱的信条以及托尔斯泰式的人道主义,在历史观上则表现出一种怀疑主义的精神。但是在史无前例的以暴易暴的革命时代,这种爱与人道的信仰是软弱无力的。正所谓“爱是孱弱的”,它的价值只是在于它是一种精神力量的象征,代表着人彼此热爱、怜悯的精神需求,代表着人类对自我完善和升华的精神追求,也代表着对苦难的一种坚忍的承受。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帕斯捷尔纳克代表了俄罗斯知识分子所固有的一种内在的精神:对苦难的坚忍承受,对精神生活的关注,对灵魂净化的向往,对人的尊严的捍卫,对完美人性的追求。帕斯捷尔纳克是俄罗斯内在的民族精神在20世纪上半叶的代表。他的创作深刻表现了一个知识分子虽然饱经痛楚、放逐、罪孽、牺牲,却依然保持着美好的信念与精神的良知的心灵历程。这种担承与良知构成了衡量帕斯捷尔纳克一生创作的更重要的尺度。这一切塑造了《日瓦戈医生》特有的高贵而忧郁的品格。因此,《日瓦戈医生》也被认为是“关于人类灵魂的纯洁和尊贵的小说”,它的问世,被称为“人类文学和道德史上最伟大的事件之一”。
因此,我理解为什么帕斯捷尔纳克虽然历经沧桑,仍然对生活充满热望:“我渴望生活,而生活就意味着永远向前,去争取并达到更高的,尽善尽美的境界。”
在这个意义上说,《日瓦戈医生》不同于诸如绥拉菲莫维奇的《铁流》一类反映十月革命代表苏维埃主流意识形态的小说,也在苏联至少从高尔基的《母亲》就开始了的主流革命文学图景之外,提供了我们透视俄罗斯和苏维埃历史的另一种更繁复的观念视野。尽管日瓦戈的历史观和独善其身的选择与当时的历史潮流是无法吻合的,但却在大一统的主流意识形态之外发出了另一种声音,并终将穿透漫漫历史时间,显示出越来越值得人们关注的生命力。
(节选自《废墟的忧伤:西方现代文学漫读》,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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