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物的两个身体
爱德华·希克斯（Edward Hicks）作品《和平的王国》（1830-1832）。
宋代《柳塘呼犊图》（佚名）中的农人与牛。
借用德国历史学家康托洛维茨（ErnstKantorowicz）研究的英国伊丽莎白一世时期流行概念“国王的两个身体”，我们也可以说，动物同样有两个身体，一个是以生存、繁衍或欢愉为最终目标的血肉之躯，生于繁衍，死于呼吸停止，而另一个则是某个特征被抽离出来，由语言文字图像表述的不死之躯。从血肉之躯转向不死之躯，是人用修辞完成的。
人性高于动物性。人类警惕将人与动物的血肉之躯比较，而是擅长将动物的外貌、习性等特征加以概括，产生不死之躯，用来形容人、人的行为或人类社会的某一些方面。这是主要的不死之躯，但不是全部。
找回“血肉之躯”
一个人可能嘻嘻哈哈勉强接受被指“你个屎壳郎”“鼠目寸光”，如果不接受，也往往是因为不赞同被人说肮脏、糟糕或缺乏见识，也就是动物隐喻的内容。当事人不会诧异于有人用动物的特征形容人。然而，极少有人能接受被指“动物性”“禽兽不如”——显而易见，那意味着“没有人性”。人类能接受动物与人进行比较的，实际上只是它们的不死之躯，而不是血肉之躯。
不死之躯来自人的经验。它的基本逻辑是“归纳”。当越来越多的人都认为黄牛是踏实的、狼是凶险的，不死之躯就在谚语、成语中诞生了。确实，我们在表达中加入不死之躯作为修饰，在让语言更含蓄或更高涨的同时，也没失去人在动物面前的“高贵”。虽然提到动物，也用它打了比喻，但用的只是不死之躯。用中国的老话说，不死之躯是人文的，能“以化成天下”。而血肉之躯却以生存、繁衍或欢愉为最终目标，上不了人的台面，是野蛮的。
同样地，在研究上，我们一方面痴迷于制造和使用“薛定谔的猫”“黑天鹅事件”“蝴蝶效应”等有动物修辞的术语，另一方面却不太同意像研究动物一样对人类社会进行生物学研究。
32年前，在美国科学促进会1978年度会议上，社会生物学的奠基人爱德华·威尔逊（EdwardWilson）就因此遭到抗议。有一位愤怒的年轻人突然上前，将一罐冰水倒在了他的头上。在20世纪世界科学史上，像这样的抗议极为罕见，很少有科学家只因为他的学术观点而遭到读者的人身攻击。在当时，威尔逊最引人注目的身份是《社会生物学：新的综合》（中译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8年5月）作者。这本书在1975年一出版就不断被批评。威尔逊提出人的行为、人类的社会进化主要取决于天性，而不是文化积累。人们担心将人类还原于动物天性、基因，必然会成为有人为性别不平等、种族肤色偏见辩护的一个借口。的确，恰如陈嘉映在《哲学·科学·常识》中也注意到的，近代以来，科学的受众地位超越哲学不断上升，而这可能使人担心，用研究自然的科学研究人类社会，一旦得出不受欢迎的观点，科学的正当性可能使它不能被驳斥。
不过归根结底，这大概也是因为我们受制于所谓的“人类中心主义”思考传统。人性意味着克制、合作，人会为了观念而活，而动物只遵从于口腹之欲。前者高于后者。固然，在人性之上，可能还有一个至高无上的神性。神性中的动物崇拜也会让信仰者居于动物之下。但是，这其中的前提是将动物上升为一种图腾精神，而这其实就是动物的不死之躯。无论是在世俗世界还是神圣世界，人都高于动物的血肉之躯。所以，我们能看到，在动画片等艺术创作中，对动物进行拟人化处理是比较常见的手法。在那里，创作者让动物开口说话、背着书包上学、进厨房做饭。相反，将人拟动物化的做法非常罕见。
倒是早在19世纪，尼采在《曙光》中思考“动物和道德性”时已经考虑让人与动物的关系颠倒过来了，至今也是反思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资源。他把人拉回自然。在遥远而漫长的人类起源早期，人与动物一样游荡于野外，彼此不分伯仲，也不分贵贱，并且人还在不断向老虎、狮子、鹰等其他动物学习求生的战术。这些技能也就成为后人进行动物修辞的基因遗产。按照这一理解，人类就不是首先发现动物某个特征恰好可以形容人的某一方面才进行动物修辞，而是这些特征可能最初就只属于这些动物。人是从它们的血肉之躯上学来的。
扩展“不死之躯”
当然，尼采之说只是一种哲学思辨、假想。他回答不了为何只有人在大量学习，也回答不了人的学习能力又是何处来。不过比较巧合的是，根据社会学家郑也夫对那个倒霉的威尔逊的归纳，这位生物学家（比尼采晚出生近一个世纪）破天荒地认为，有人遗传到了某种行为倾向，当有此倾向的人数量很多，那么这种倾向就构成了“人性”。这些遗传的行为倾向包括两性分工、禁忌以及对陌生人的警惕等。而动物就可能是人最初学习的对象。在这个推演的过程中，动物的血肉之躯以另一种方式转换为不死之躯。
这里也得承认，即便在威尔逊之后，也并不是研究人类社会的生物学家都同意这一观点，彼得·里克森（PeterRicherson）在他参与合著的《基因之外》（中译本：浙江大学·启真馆，2017年6月）中就坚定地认为是文化而不是基因塑造了人类。但其实，威尔逊关于“人性”的看法与广为接受的观念相比，并不怎么突兀，也没有否定文化在演化中的作用。不同在于，他是在研究“人”特征或者说“人性”的生物学基础，将人还原到与动物的血肉之躯“动物性”比较的位置。
如果说，动物主要的不死之躯活在语言艺术中，那么，还有一些不死之躯存在于万物生存的逻辑里。南宋朱熹理学讲“存天理，灭人欲”，他同样认为需要找到、体验到万物的共同之理，不过前提却是“灭人欲”。与他相反的方法是承认人的欲望。于是在19世纪，研究一般有机物的生物学转身也研究人类机理，社会科学同样加入其中，都试图从动物的血肉之躯中寻找能解释人和人类社会的逻辑。
在风云际会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思想家严复或许就是因为接受了这样的看法，才在前半生、后半生发生思想转变。
严复是近代中国主张社会变革的大家、前驱，学贯中西，在甲午战争和戊戌变法期间都曾义愤填膺、挥斥方遒，而在辛亥革命之后转向保守，一度否定民主政治，肯定袁世凯的“权威政治”。按照严复的看法，帝制和农业文明塑造了根深蒂固的国民性，就像有机体一样，如果基础不改，“其时未至，其俗未成，其民不足以自治也”。他的思想资源便是他翻译的作品。其中包括斯宾塞的《群学肄言》（即今译《社会学研究》）。在19世纪社会学兴起之初，社会学研究多受生物学影响，认为支配有机界发展的一般规律也适用于人类，将社会的构成比拟于动物的器官。不过在黄克武、萧功秦等历史学家看来，严复并不存在“早期的改革倾向”与“后期的保守倾向”的断裂。他从来不属于激进的变法派或革命派，贯彻始终的是他若隐若现的渐进改良思想。
如此看来，也无法确定，是严复受到社会有机论的影响，还是他借此解释其原本的思想主张。但是，从中能看到，社会有机论可能是动物最基础、最抽象的不死之躯。它不是在说具体动物的具体特征，而是所有动物最普遍的特征。而在这之上，则是种类繁多的动物修辞。同样可以看到的是，不死之躯一旦产生，反过来也可能作用于人的观念。
如今人们已经扩展了动物不死之躯的范围，借用动物修辞来形容或比较人、人的行动和人类社会。它们就存在于谚语、标语，还有术语概念中。接下来，我们希望做的便是去理解人类是如何从动物身上寻找寓言并进行动物修辞的，当这些寓言形成后，又是如何影响人的思考、行动和想象的。
撰文/罗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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