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诗·面孔（37）欧阳江河 （1956-）
当代诗·面孔（37）（1956-） 
欧阳江河
□胡亮
修辞学的老狐狸——欧阳江河——似乎没有写作的见习期。他的初心就包含了雄心，“我认为除了伟大他别无选择”。过度的自信，来自博学，亦来自智力。
博学和智力的双重优越感，将诗人领进了玄学的歧路、书卷的迷宫——也让他逐渐远离了生命的现场。
从1983年到1984年，诗人完成长诗《悬棺》，就已经显露种种端倪。《悬棺》之于欧阳江河，如同《中国画》之于王家新、《静安庄》之于翟永明。说明这代诗人的起步，深受江河和杨炼之影响——他们都卷入了史诗或文化史诗的共同书写。
从此种共同书写，欧阳江河既能脱颖，亦能脱身——他很快就脱身，写出了迥异于前人和时人的作品。来读《手枪》，“一个人朝东方开枪/另一个人在西方倒下”。此种悖论修辞，后来成为诗人的一个习惯，甚而至于，一个坏习惯。
到了最近，他还在长诗《凤凰》里面写道，“一分钟的凤凰，有两分钟是恐龙”。也许在他看来，牛角尖，才是智力的用武之地。
如果说《手枪》是诗人的修辞的早操，那么，《汉英之间》就是关于语言立场——也包括文化立场——的自习课。“我独自一人在汉语中幽居/与众多纸人对话，空想着英语。”读到此处，感觉有些别扭。这是欧阳江河吗？为何这么讲？
早年的欧阳江河非常西化，到了晚近才开始回眸传统。亦可参读《凤凰》。或可如此解释：《汉英之间》预告了《凤凰》，诗人预告了相反的自己。两个自己，相隔二十余年。
《手枪》和《汉英之间》，两件作品相加，可能都没有《肖斯塔科维奇：等待枪杀》来得重要。德国军队包围了莫斯科，而肖斯塔科维奇，却仍然指挥了一场交响乐音乐会。“一次枪杀永远等待他/他在我们之外无止境的死去/成为我们的替身”。肖斯塔科维奇是我们的替身，而我们，也是肖斯塔科维奇的替身。都是历史，都是现实，那就不再展开说。
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诗人写出了更重要的作品，比如《傍晚穿过广场》，“在百万个钻石中总结我们”，限于篇幅的许可，也就不再展开说。
从阐释的时机来看，倒是《计划经济时代的爱情》，或《关于市场经济的虚构笔记》，抓住了一个多方共有的关键词，“经济”，可以另外展开一番细读，看看经济如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到了2012年，诗人完成《凤凰》，呼
应了徐冰先生的同名艺术装置。在工业时代，物质主义时代，这是“铁了心的飞翔”。诗人的滑翔器——凤凰——穿过了生活、文化、传统和政治的多重性，获得了“把寸心放在天文的测度里去飞/或不飞的广阔性”。
就在写作《凤凰》之前四年，以及之后六年，诗人还曾分别完成长诗《泰姬陵之泪》和《宿墨与量子男孩》。诗人故意冒犯着自恋、抒情性、轻盈、唾手可得的好诗、反智主义和语言上的共名时代，要将写作从“一”导向“十”、“百”、“千”、“万”，导向鲁迅先生在《故事新编》中曾有谈及的“煮牛的大金鼎”：三颗头颅都在里面追逐，撕咬，呻吟，哪里分得清谁是“眉间尺”、谁是“王”、谁是“黑衣人”？“只能将三个头骨都和王的身体放在金棺里落葬”。
鲁迅用小说，调侃了“一元”的恶习；欧阳江河则用新诗，重申了“多义”的夙愿。科学与玄学之头，政治之头，历史之头，宗教之头，现实之头，都将加入某种共有的“沸涌”。既是“三头六臂”写作，也是“杂于一”的写作。
诗人所追求的这种“总括的形态”，恰如乔伊斯自《都柏林人》，而《尤利西斯》，终于抵达《芬尼根守灵夜》——非个人化的伊厄威克之梦！
当我们面对欧阳江河的诗，无法挪动任何一个词；就像面对一座金城，无法挪动任何一块条石。条石与词，它们的位置和冷傲都不容置疑——这让他的诗，有时候，不免露出一丁点儿匠气。
也有件行云流水般的作品——《一夜肖邦》——可能不会遭到吹毛求疵。这件作品无涉文化，无涉政治，每个字，每个词，都簇拥着肖邦。听听这个伟大的钢琴家吧：他似乎从来没有弹过钢琴，似乎没有弹对，似乎没有自我，又似乎根本没有在弹，到最后，连手指与耳朵都成为一种赘物。
这是在写音乐吗？这仅仅是在写音乐吗？或许可以如是理解：诗人也写到了诗歌或心灵的某种至高境界？似乎是为了帮助我们理解这件作品，诗人在一篇随笔里写道，“我承认我一直在努力寻找一个弹错的和弦，寻找海底怪兽般耸动的快速密集的经过句中隐约浮现的第十一根手指……书写和弹奏是一道乘法，在等号后面，是飞来飞去的慢动作蝴蝶”。
从这个角度讲，《一夜肖邦》既是一次诗学的阐发，也是一次诗学的实践，它所带来的，不是诗学的平畴，而是诗学的梯田，当我们的头越仰越高，这梯田，连同“慢动作蝴蝶”，就慢慢地接近了云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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