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民党一叶落知天下秋：全球化下传统政党的困境
【编者按】本文是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及同济大学中德人文交流研究中心与澎湃新闻国际部合作推出“同观·德国”专栏的第十五篇：挽救了德国组阁危机的社民党却难以自救，这背后是整个欧洲左翼政党的式微，也是所有传统政党都面临的困境。
3月4日，德国社民党备受关注的基层表决结果出炉。社民党作出决定，愿意与基民盟、基社盟组建大联盟政府联合执政。表决的参与率高达78.39％，约66%的社民党党员投了赞成票。
社民党的投票结果使德国得以组建一个稳定的政府，大选之后虚空了5个多月、令人不安的政坛终于又开始正常运转；社民党人拯救了自己的领导人：历经几番高层人事变动之后，朔尔茨和纳勒斯们终于在党内和联邦坐稳官椅；社民党人也拯救了默克尔：否则她即便得以组建少数派政府，也可能很快面临重新大选，而这恐怕就意味着她总理生涯的终结。社民党人让欧洲都松了一口气：德国不仅维护了自身的政治稳定，还将很快恢复在国际舞台上的行动力，促进欧洲团结，斡旋于美俄之间。
曾任社民党党魁多年的加布里尔的评论可谓一语中的：“社民党人是靠谱的。”
然而，担当起挽救了德国组阁危机的社民党却难自救。
大联盟的“黑洞”
在过去二十年中，德国社民党在联邦大选中的得票率跌去一半。“明镜在线”的最新民调显示，目前社民党在德国的整体支持率仅16.5%，只有在65岁以上选民群体中的支持率超过20%。这一次的投票虽然使社民党得以上台执政，但对挽回自己在政治上的颓势却并无助益。
大联盟对社民党最主要的损害就是：像黑洞般吸收一切政治议题的大联盟造成了社民党在纲领上的空洞化。在大联盟中，社民党得以避免直接回答以下问题：如何应对全球化、应对金融业的兴盛、应对贫富分化、应对数字经济的挑战。
对于社民党这样一个名义上的工人政党来说，这些涉及到未来的劳动和分配的问题无疑是非常尖锐的。但回避问题就意味着放弃思考、放弃政治立场，意味着思想与纲领再难与时俱进，社民党由此丧失了自己的政治意义。以至于如今，在这一次的竞选中，舒尔茨连究竟什么是左派政策、什么是社会民主主义政策都语焉不详。所以再一次选择大联盟，不论是舍身救国，还是饮鸩止渴，社民党总之是服下了又一剂“毒药”。
但是，像社民党内的“反对大联盟”（NoGroKo）运动那样一味把政党失利的责任归咎于大联盟，乃至归咎于默克尔，这显然是一种过于草率的推脱。社民党的问题根植得更深更远，大联盟不过是给了它滋生的土壤。
左翼政党江河日下
民意持续向右偏转，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所代表的传统左翼江河日下，这个现象已经成为欧洲的普遍趋势。在刚刚结束的意大利大选中，民主党亦大败。目前欧盟成员国28个政府首脑中，只有6个来自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如果法国的马克龙因其“共和国前进”运动的背景姑且还能算上半个的话，那就是6个半。而回想世纪之交之时，欧盟曾是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天下，它们执掌了当时欧盟15国中12个国家的政府。两相对比，令人不禁唏嘘。这也说明，德国社民党所遭遇的问题至少有相当一部分是源于社会民主主义本身所面临的挑战。
二十年前，施罗德与布莱尔共同倡导“第三条道路”（即试图超越“左”“右”，在自由市场和福利社会之间寻找一条新的中间道路）。“新中间”一度席卷欧洲，被视为社会民主主义在战后欧洲的发展高潮。这是一个政治上的高潮。
相较于华沙一跪震动世界的德国总理勃兰特和为他撰稿十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格拉斯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所掀起的社会民主主义狂潮，“第三条道路”这种后意识形态的、在经济上实用主义的折中在社民党人的情感上不过是退潮前的余波，而且也正是它为延及今日的社会民主主义认同危机埋下了隐患。施罗德于2003年推出《2010议程》，它确实有利于德国经济，但却对社民党本身造成了破坏性的打击：改革削减了失业者的福利、使低收入岗位大幅增加，因此它即便压低了失业率，大量德国劳动者仍然感到被口口声声为自己代言的社民党出卖了。
新中间层的分化
1959年的哥德斯堡大会之后，社民党就已经正式从工人阶级政党变身为“人民党”，它代表的是战后形成的新中间层。而如今，割裂欧洲社会的正是这个中间层的分化：他们中的一部分成为知识经济的赢家，因全球化而获益，弄潮于新产业的浪尖；另一部分是由手工业者、小店主、小职员构成的传统中间阶层，他们生活在乡村或小城市，感到难以从时代的浪潮中获益，他们视全球化为威胁而非机遇，对社会变化持防御姿态。
对社民党而言，这种分化意味着选民的流失。前一部分人很可能转而支持右翼的自由主义政党或绿党，后一部分人则会变得对政治漠不关心，或是投入民粹主义运动的怀抱，通过抨击精英来宣泄自己的失落。
当“自由、公正、相助”成为几乎所有政党的价值表述，社民党将在何处立足？面对社民党的困境，施泰因布吕克、纳勒斯、屈内特……这些老中青社民党人纷纷发声，但除了重重怨气和空洞的鼓动，他们都没有提出任何建设性的方案。
传统政党的困境
如何实现公平性？如何进行财产的再分配？凯恩斯主义还有生命力吗？为什么全球化带来了破坏性的后果？当人类劳动日益被替代，劳动的意义究竟何在？二十年来，全球化和技术革命构建了新的语境，虽然吉登斯说“第三条道路已死”，但左、右仍然存在。劳动和分配领域的新现象、新挑战不断向经济民主性提出新的拷问。财产税、遗产税、最高税率、哈茨方案修正、租金、最低工资……社民党显然并不缺少议题，它缺乏的是直面问题、做出回应的勇气。而在迅速变化的世界里，思想和行动上的自我禁锢无疑是自我毁灭的开端。
其实，包括联盟党在内的几乎所有传统政党都面临同样的困境：随着社会的急速变化和分化，在旧的时代、以旧的政治和社会逻辑建立起来的政党与原本对应的选民群体之间发生断裂了和错位。在这个意义上，所有传统政党都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此时，社民党需要新时代的又一次“哥德斯堡”，回归“人民党”基于“人”的基本价值，面向未来寻找自己新的定位，如吉登斯所言，在新的语境里“促进平等，为团结而行动，保护弱者”。昂首回应新时代的挑战，这才是社民党真正的担当，也将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希望。
（作者系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中德人文交流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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