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东师大闵行校区闭环管理近一个月，志愿者与老师、后勤人员搭建保障网络?高校防疫志愿者每餐送饭万余份
校园志愿者为同学们送餐、分发防疫物资，并配合后勤人员回收垃圾。
在核酸检测点，医护人员和志愿者们正在忙碌。A06-A07版图片/受访者供图
同学们贴在门上的用餐需求。
做核酸检测时，校园志愿者们正在宿舍楼门口维持秩序，提醒同学们扫健康码。
4月以来，上海每日报告的本土感染者连日增加，7日、8日、9日更是单日新增超2万，疫情仍在高位运行。
华东师范大学闵行校区所在的闵行区，是近期上海市累计感染人数居于前五位的地区之一。自3月13日起，该校全面进入闭环管理，闵行校区一万多名学生留在宿舍上网课。
同时，志愿者的力量开始在校园里抽芽生长。各楼长、楼层长、普通志愿者与老师、后勤人员一起，在校园内搭建出一条生机勃勃的传输管道，传送着一日三餐和药品物资。
校园内树木已披上绿意，对华东师范大学的许多学生而言，这是一个特别的春天。“学校的保护给了我们很多安全感。”来自传播学院的研一志愿者郭昊雯说。
每餐15000份饭背后的流动网络
张子茜是华东师范大学闵行校区7号楼的一名楼层长。她告诉新京报记者，从3月13日下午1点起，华东师范大学两校区启动闭环管理，人员只进不出，保持静止状态等待核检和安排。3月16日，他们再次收到通知，所有楼宇人员原地不动，关闭学习和活动空间，户外人员返回室内，启动新一轮检测。穿着蓝色防护服的志愿者，成为了外界和公寓楼之间的唯一连接。
最忙碌的时刻，一定是饭点前后，这也是一天中的“固定环节”。在此之前，楼层长们要统计该楼层每日的用餐需求，并由后勤组同学统一汇总发送给后勤工作人员。如果有特殊需求，比如肠胃不好的同学，可以提供流食。
每天早上7点到7点40分之间，志愿者们便开启了一天的忙碌。他们穿上防护服，戴好防护面罩、口罩、橡胶手套，下楼去取所在楼层的早餐。中午，这个时间点是12点左右，晚饭则是下午6点左右，“一般可以保证两荤两素”。
张子茜做过统计，在闵行校区，仅供给本科生和研一生用餐，一顿就需要15000份左右的饭食。“这样算来，一日三餐需要三四万份。一天要做这么多饭，防疫压力还那么大，跟他们比起来，我们做的真的不算什么。”
在到达同学们手中之前，这些饭菜都经过了全链条的严格消杀。1号楼的楼层长唐春明向记者坦言，起初得知志愿者可能要接触外来物资时，他内心有一点隐隐的担忧，但后来他了解到，这些物资从采购、制作盒饭、包装，到出发前、运输中、送抵公寓后，每一环都要经过消杀。唐春明感到很安心，“太靠谱了。”
在研究生公寓，一个楼层一般住有20-70名学生。楼层长们估算过，20份饭装一袋，大概有20斤，一次提一袋，一个人跑两三趟就可以运完。
午饭、晚饭后配合后勤人员回收垃圾，也是志愿者们的一项重要工作。按照流程，每层楼的楼层口都有湿垃圾、干垃圾等分类垃圾桶，志愿者们会协助后勤人员把垃圾打包，运到楼下。六层楼的公寓，每层楼大概有四五个垃圾袋，一次要运上三十多袋。垃圾袋经过消毒后，由专门的工作人员装车拉走。
“（垃圾袋）高度大概在小腿以上，直径有一米左右。”唐春明说，“阿姨自己拎的话，肯定是拎不动的。”
除了饭食，物资也会不定时地送至公寓楼下，需要志愿者搬运、分发。除了卷纸、卫生巾、酒精湿巾、牙膏这样的生活必需品，还有辣酱、泡面等食物，这些东西可以通过学校的超市买到，还有一部分是校友捐赠的。此外，学校还会不定时地发放新冠抗原自测试剂盒、口罩、VC泡腾片以及一些中药饮品等防疫用品。
通常来说，志愿者们会选择在一个时间段里把物资搬完，而楼层长们往往要求自己承担更多的责任——如果需要下楼接触外部人员，能一个人做的事就一个人做。搬上来之后，再由志愿者们分发到每个寝室门口。“虽然有点儿累，但可以避免人员聚集。毕竟多一个人帮忙，就要多用一套防护服。”一位楼层长说。
志愿者名额“一分钟内就抢光了”
楼内志愿者如层长、副楼长的工作范围在公寓楼内，但物资大多来自楼外。这时，需要楼内、楼外志愿者配合。
唐春明的身份较为“特殊”。除了楼层长外，他和几名志愿者同伴还担任着楼外送餐的任务。据他介绍，由于所在的宿舍楼离卸餐点比较近，所以暂时由他们协助送餐——18名志愿者分为两个梯队，可以帮片区内的后勤人员减轻一些负担，同时提高送餐效率，“让同学们尽快吃上热乎饭。”
每天早、中、晚，唐春明和伙伴们会把消毒好的餐食装上小推车或电动三轮车，并将它们送到北区1、2、3、4、7、8几栋宿舍楼下，清点每一层所需要的餐食数目后，再交给楼内志愿者，由他们送到每名同学的寝室门口。
每次饭点，唐春明他们往往要送出2700份左右的餐食，“说不累其实是假的。从车上往下卸东西的时候需要频繁地弯腰，推推车也需要花些力气。忙活的时候没有太大感觉，但晚上一切都结束了，洗完澡躺在床上，就觉得真的好累。”他笑着说，“但好处是，睡眠质量提升了。”
遇到核酸检测时，志愿者们有不同的分工。有人负责在楼内引导大家排队，按照楼层有序下楼；有人负责在核酸检测点招呼大家下来做核酸，及时提醒同学们“注意防护”“保持间距”；做完核酸检测之后，他们还要确认每位同学都进行了登记。
由于志愿者们穿着蓝色防护服，也因此被同学们亲切地称为“小蓝”。在检测点，每名医护“大白”旁边都有一个“小蓝”，负责协助“大白”确认同学们的信息，提醒他们扫健康码。
“不觉得累，反倒觉得这是自己的一种责任，甚至是一种荣耀。”唐春明做过维持秩序的志愿者，他说，起初还没有限制人数的时候，志愿者的名额是要“抢”的，“第二天志愿者的需求数量一发布出来，你可能刚点开那个表、刚要填自己的信息，那个表已经填满了。”
“一分钟之内基本上就报满了。”志愿者黄泷莹对此也有很深的印象，“相比呆在宿舍里，大家都想出去帮助别人，也能够让自己的生活更丰富一些。”
黄泷莹还做过“喊楼”志愿者。在安排学生做核酸检测时，宿舍区会有两个检测点位。而“喊楼”，就是根据不同的任务到不同的公寓楼，跟宿管人员沟通后，由宿管人员通知到楼层长，再通知到各名同学。“喊楼”志愿者经常一上午就要跑三四栋楼。
就像一个个小小的流动调度室，这些志愿者要和核酸检测点“前线”保持紧密沟通，确保将每次下楼检测的人流量控制在最佳状态，以免造成人员拥堵和聚集；也不会太小，以便让同学们尽可能快地做完检测。在她看来，快速有序的核酸检测能够保证每位同学应检尽检，一个不漏，更大程度上保障学生在校期间的安全。
黄泷莹说，做志愿者，有时要在外跑一整天，有时还需要协助检测点搬运物资。“站得太久，可能腰会有点儿酸。但是能够很好地去完成这个任务，让核酸检测在整体上比较有序、安全，我就觉得这是一件挺好的事情。”
一份哮喘药物的爱心接力
特殊时期，宿舍楼成了自成一体的小世界。楼层里散落着不同学院的同学们，大家平时互不相识，有的甚至连面都没见过几次。“但是在闭环的过程中，我们在群里互通有无、互相帮助。”唐春明说。
他告诉新京报记者，前不久，一名同学需要哮喘药物，情况比较紧急。在将用药需求上报给辅导员老师后，为了让这名患病的同学更快地吃上药，宿舍楼里的同学们也同时展开了互助。
唐春明回忆，当时，大家都自发通过微信联系别的楼层、别的楼栋认识的同学、朋友或者宿管阿姨，询问能不能找到相同的药来救急，宿管阿姨也在自己的工作群里相互沟通。最终，在另一楼层的同学那里，他们找到了药。
志愿者们立刻跑了好几层楼去取药，严格消杀后送到了求助同学的手中。前后脚的工夫，学校的药也送到了。那位求助的同学忍不住感叹，“我没想到会这么快，真的是太救急了！”
这场“爱心接力”让唐春明内心很受触动，“以前在身边很难去凝聚起这样一群人，现在竟然是封闭让大家凝聚了起来，我觉得还蛮有收获的。”
志愿者之间也形成了紧密的“战友”一样的关系。郭昊雯告诉新京报记者，她所在的楼层，包括她在内，有24名志愿者。志愿者们原本并不认识，即使在成为临时的“战友”之后，大家也没有太多生活上的联系。平时各忙各的，但每到有“任务”的时候，所有人都抢着去做。
郭昊雯还记得第一次送餐的场景。那时还只有六七名志愿者，她在群里传达拿饭的消息后便关门出发，然而，转身的那一刻她发现，其他志愿者几乎也同时从所在寝室中走出来。“当时楼里很安静，关门的声音几乎在同一时间响起，像是在说‘我们来了’。我真的挺感动的，大家冒着风险挺身而出，只想着一起把这件事做好。”
为了在宿舍有限的空间里给同学们增加生活趣味，志愿者们也花了很多心思。学校送来柑橘、猕猴桃、香蕉等水果，志愿者们会搞一个小小的“水果盲盒”活动，让同学们抽奖，“来给大家一点惊喜。”郭昊雯说。
志愿者的用心得到了许多善意的反馈。在送餐时，她们常常看见寝室门口贴着一张纸，上面写着该寝室的用餐需求，例如“早餐2份，午餐2份，晚餐1份”。但除此之外，同学们还在纸上画满了小兔子、小鸟、维尼熊，用粉色和红色的笔认真描出爱心，或者在纸上印一个有趣的表情包。最后，她们总不会忘记写上“谢谢志愿者！辛苦了！”“记得按时吃饭”。郭昊雯说，哪怕是简短的关心，也让她们感到无比温暖。
湖北抗疫志愿者的新“战场”
在华东师范大学闵行校区，有的志愿者已经不是第一回冲在抗疫前线了。
郭昊雯是湖北襄阳人，2020年疫情暴发时，她正在家中过年。得知所在的社区需要志愿者，她没多想就去了，和社区、村委会工作人员一起，在社区街口的关卡值守，空闲时，还会帮村里年纪大的老人填一些表格，给村委会的叔叔阿姨打下手。
张子茜也是湖北人。父母外出工作，她和爷爷奶奶生活在荆州的一座小镇。2020年初湖北疫情期间，她经常主动和身为基层工作者的堂哥一起去社区送物资，或者做志愿者，在街上提醒居民戴好口罩，不要到处走动。
她说，比起那些繁忙穿梭的防疫工作者，自己做的事情微不足道，但这依然是一段特别的记忆，“我的衣服外面套了一件志愿者的小马甲，在那个萧瑟的冬天，小马甲的颜色特别亮眼。”
两年后，张子茜又把爱心延续到了另一个陌生的城市。对她来说，这又是另一番别样的体验，“那时候全国都在关心我们这个地方，收到了很多人的帮助，自己更像是一个受惠者的角色。现在才稍微有一点服务者的感觉。”
独立生活得久了，张子茜早已习惯了家人不在身边的感觉。但最近，她突然很想念家人，想依偎在他们身边。“奶奶不会用智能设备，刚才还给我打了个电话，说知道上海感染者在增加，问我怎么样了，一遍遍叮嘱我千万不要乱跑。在他们的记忆里，我一定还是那个到处蹦蹦跳跳的孩子。”
闭环管理的日子里，每天早、中、晚，父母都会问张子茜一句，“你今天怎么样？”她每次都回复，“很好，挺好的。”彼此没有多一个字，但是都很安心——仅仅是知道对方很好，彼此牵挂着，就足够了。在父母面前，她才会想起自己也是个小女孩，“家人是最温暖的依靠。”
而化身“小蓝”时，张子茜总是冲在最前面。对她来说，这是一种能体现更大价值的举动。“同学们跟我反馈问题，我会尽力去解决，或者向老师寻求帮助，老师也会格外重视并及时处理。同学的信赖和老师的关怀，我作为中间沟通的一环，都能汲取到，感觉自己不只是信息的桥梁，更是在传递双方的温暖。”
新京报记者徐杨实习生汤赛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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