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阻挡上海人喝咖啡？
最近由于疫情，上海市民居家隔离，一条热搜却一度挂到了最高位——“上海，我要买咖啡啊！”颇有些苦中作乐的意思。
这让人想起前不久上映的沪语电影《爱情神话》里的生活场景，里面不仅时髦的“老克勒”们徘徊咖啡馆，连街头的修鞋工都要停下来安然享受“coffee time”。有人不禁感慨：不愧是上海人，血管里流的都是咖啡啊！但也有人疑问，就这么“矫情”吗，非得喝咖啡不行？
1843年开埠后上海开始品尝咖啡
也许，还真是不行——之前还有一个上了热搜的数据：上海咖啡馆数量全世界排名第一。著名的淮海中路商业街长2.2公里，咖啡馆数量达到将近50家，平均40多米就有一家。这密度，如何不养成上海人顽固的咖啡习惯。而更重要的是，虽然对全国大多数人来说，喝咖啡依然算是一种洋派的小资行为，但对上海却不是，它已经在漫长的历史中，深深融化进了这座都市的文化传统之中。
比起其他地方近二三十年才见识或习惯咖啡，作为中国现代摩登文化的桥头堡、世界主义在东方率先登陆的滩涂，从1843年开埠后，上海就开始品尝这种舶来的黑色饮料，至晚在1886年，就出现了独立营业的咖啡馆。在西方，咖啡馆是一种独特的文化、文学乃至革命公共空间，海明威、茨威格等许多作家都有在咖啡馆中创作、交往的习惯，而当这一空间移植进中国，首先吸引的也正是思想作风洋派的人士，尤其是那些上海文化人。他们纷纷流连咖啡香气中，不仅切身体会着这种异域语境，还通过文本书写在纸上再造这一空间，为今天的我们留下往昔侧影，起码，给今天的上海人一些关于喝咖啡的更渊久的理由。
众多文人爱好咖啡馆中聚谈文艺
上面提到的淮海路，民国时期叫做霞飞路，是贯穿法租界的核心街区。因此地交通便利、经济繁荣，尤其是大批外国侨民集中，自然成为咖啡馆林立的地界。据统计，到上世纪30年代中期，这条充满法式风情的街上，咖啡馆已达 125 家——比起今日，可谓有过之无不及。以曾朴、曾虚白父子为核心的“真美善”文人群、以邵洵美为核心的“金屋”文人群在这一带的咖啡馆中过从甚密，广泛会集了张若谷、傅彦长、黄震遐、朱应鹏、章克标、滕固、李青崖、徐霞村、田汉等人。
尤其是张若谷，不得不“赞叹”一句，这位作家真可谓是上海咖啡馆的头号粉丝。他写下诸多在霞飞路各家咖啡馆中闲坐观赏的散文，称咖啡馆“不仅是近代都会生活中的一种点缀品，也不只是一个幽会聚谈的好地方”，其“最大效益”，乃是“影响到近代的文学作品中去”。他甚至身先示范，专门出了一本名为《珈琲座谈》（“珈琲”乃假借日文汉字写法）的文集，宣称咖啡馆的好处。1927年11月，他在《申报》上正式提出“到咖啡馆去”的口号，号召文人们模仿西方作家，到咖啡馆中聚谈文艺，打造上海本土的“文艺咖啡”。一时竟颇有影响，他的好友、《申报·艺术界》主编朱应鹏或许是响应号召，亦在报上开出了一个“珈琲座”栏目，如同一个纸上的咖啡馆，以传媒空间的形式公开谈论文艺与八卦。
在这一股潮流中，诸多文人也纷纷“下海”，亲力亲为创办起咖啡馆来，田汉在“珈琲座”刊出招股广告，称他的南国书店拟“附设一精美之咖啡店”，使顾客既得好书，复得清谈小饮之乐”。畅销书作家张资平在北四川路开了一家“文艺咖啡”，周全平开了一家“西门咖啡”（座椅还是从张资平那里转移来的）。
上海咖啡馆与中国革命密不可分
如果说霞飞路上的华丽咖啡馆是异国小资风情的集散地，那么北四川路上的咖啡馆，可以说与中国革命密不可分。1927年大革命失败前后，众多左翼文人定居、工作于北四川路，包括郑伯奇、冯乃超、阳翰笙、钱杏邨、蒋光慈、冯雪峰、夏衍等，他们经济多数不算宽裕，住处也狭小逼仄，惠而不费的咖啡馆自然成为了偏爱的去处。尤其是他们常常聚首的位于998号的犹太咖啡馆“公啡”，因联合鲁迅召开“上海新文学运动者底讨论会”，在此达成了“有将国内左翼作家团结起来、共同运动的必要”之意见，被誉为“左联”的摇篮，在“左联”史上有重要地位。如今上海位于多伦路的左翼作家联盟会址纪念馆中，就有“公啡”的模型。
回归历史现场，不难看到，早在将近一个世纪前，咖啡馆就已早早镶嵌在上海的都市背景板上，成为文人日常出没的空间和书写对象，无论是小资的海派作家，还是风度翩翩的革命者。这也连同种种摩登元素，成为遗留给今日上海人的“遗产”：“我要买咖啡啊”——不是新潮，是传统。（张玉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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