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雯小说集《石燕》读后 底层小人物的“尖叫”
□瞿庭涓
故事是要通过人物来贯穿的。强雯的每一篇小说表面上都是跟物有关，小到一粒石燕、一个功德碗、一件旗袍，大到一条道路、一座房子、一个小镇，但是所有的物都只是载体，强雯真正要写的是最普通不过的中国底层小人物——他们生活在什么地方，他们秉承的人生观念是什么，他们会面对什么样的命运，又会作出怎么样的抉择。小人物的生存之痛常常让人无言以对和无可奈何，这当中有强烈的无力感，但又没有放弃抗争。强雯始终在琢磨着对小人物命运的思考。
开篇第一个小说《石燕》，底色是重庆的历史文化。一个博物馆的陶俑修复师在巫山看到了生长在巫峡崖壁上的石燕，一种被当地人笃信能预知气候变化和旱涝灾害的“万物之灵”，“万物之灵”示警的方式就是堕地身碎。强雯赋予了这个陶俑修复师同样灵性而爆裂的悲剧性色彩：石燕的价值随后被人看到，以次充好、以伪当真的“儒文化”项目上马，同时绑架上的就有这位陶俑修复师。陶俑修复师敬石燕为神灵，坚持职业操守作出一次次的拒绝与抗争，他所说的“人不敬神，神不敬人”就是普通人最为朴素的生存哲学。小说的结尾，“天色向晚，暴雨将至，石燕簌簌往下掉，它们尖利的喙，齐刷刷地冲向他的虹膜”，陶俑修复师应声倒下了。他终于也成为了预警的那只石燕。
陶俑修复师的塑造不是单线条的，在他身上可以看到故事的多样性。强雯在谈到这个小人物的写作时说：“我写的是孤独地修复残俑的人。他的孤独，还被我额外加上了背景——他是经历过重庆大轰炸的人。太多的文艺材料，作品都发出同样的声音——重庆是个越炸越勇的城市。虽然那段时期城市满目疮痍，但战时保育院，却是硝烟中的一点亮色。我对这段历史格外感兴趣。关于这段历史的材料多是正面评价，忽略了战时儿童受伤的心。生还者当然要感激涕零，但他们是否就只有一种感恩之情呢？于是，我走到他们身边，聆听他们的声音。”
这样的声音也存在于小说《功德碗》中。一个带着娃的年轻母亲千里迢迢投奔到武陵山区涪江边上的一个大户人家，这个大户人家据说因为供奉着一个“碗底有一只虎背熊，张着大口，吞吐功德水，福佑供奉人”的功德碗，有鱼神保护，每天做着功德，福荫不断。“不杀生”是功德训的第一条，其次才是不偷盗、不淫邪、不妄语等等。年轻母亲在大户人家被收留期间，学了规矩，看了冷暖，也经历了山匪军阀枪战。小说最后，年轻母亲终于看到了那个功德碗，交代了她为什么带着孩子投奔此处寻求庇佑的原因：不堪忍受自家男人的打骂，在山崖上使尽一生力气杀了他。强雯用一句话，“孩子爹的腰部以下全埋在岩石里了，像被掐成两段的蚱蜢，只是蹬着腿”，完成了一个女人一生的“尖叫”。这个结尾处理得极其精妙，前面温吞吞地叙述，像在昏暗的灯光里，在最后这一刻才会脊背一凛，想跟着尖叫，却又无端端咽了回去。这就是“文学性的瞬间”，是每个写作者汲汲以求、渴望捕捉到的高光时刻。
强雯对女性小人物的观照是细致入微的，她的笔法是戏谑甚至是带有点讽刺的，表达的核心却是悲悯的。最后一篇《旗袍》就是如此。一个中年女性在自己46岁的时候买了第一件旗袍，人生陡然发生转变，突然成了单位的焦点，甚至引发了年轻女性的模仿，她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为了配得上旗袍、贵妇般的自己和第二春的美好生活，她放弃了三居室的新房，重新装修自己认为更有格调的老派公寓楼，但就在她沉浸于各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中时，她与装修工人发生了工钱的纠葛，被工人们报复抢劫。最后的一点傲气儿散掉了，尖叫不了了，被人堵住了嘴，“只有洋槐花香的味道还在，并且将她死死裹住，裹得她剧烈地咳嗽起来”。我们常看到身边矫揉造作中年女性，其实是不甘心青春流逝的人，想把自己的人生华彩强行留住，但在这样的“抗争”中就会搞出一幕幕闹剧。女性的虚荣，不应该是风姿绰约的标志。强雯用最能代表女性气质的旗袍，说了一个道理：“旗袍讲的是一个含蓄”，该露的露，该藏的藏。
在这本小说集当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在豪宅小区门口卖卤菜的女孩，像扫地僧一样的男孩，再婚想追求个人品质生活却又套进子女俗事当中的父亲……他们就像我们生活中随处可见的那种人，他们的故事就像这个社会底层的切片，用一个个戏剧性冲撞的人生时刻构成了社会的模样。好的小说在讲故事的时候一定是克制的，我们看得到强雯在讲述时如静水流深般的克制，因而她笔下的小人物即便有“尖叫”的时刻、撕裂的当口，但仍然可以保持我们期待中的温情和温度。
瞿庭涓，评论家，在《文艺评论》《当代作家评论》《人民日报》《文艺报》等发表文学评论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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