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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世界继续“不安的和平”

合肥晚报 2021-12-29 00:47 大字

2021年,新冠疫情持续,全球复苏乏力,大国竞争激烈,地区冲突再现。

这一年,国际形势发生哪些新变化,疫情对国际秩序造成哪些影响,我们该如何因应变局?

年终,新华社记者专访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世界和平论坛秘书长阎学通教授,解读这一“不安的和平”时代。

美国“网格同盟体系”以量充质难以实现遏制中国目的

相比2020年,2021年国际形势一大变化是美国新政府上台。拜登政府试图重塑同盟体系、重整全球治理,而其实际所作所为却更多体现在拉拢“小圈子”,与盟友关系出现明显的远近亲疏分化。

阎学通分析,在“不安的和平”时代,大国之间发生直接战争的可能性很小,拜登政府组建“俱乐部式的同盟”主要为了维护美国国际地位,而非应对战争。由此,美国同盟体系的可靠性和凝聚力都呈下降之势。

他认为,相比冷战时期,美国与盟友关系如今有四点不同。

一是美国的军事同盟战略夹杂的商业利益考量增加,意味着美国与盟友的利益冲突必然增加,而盟友对美国军事保护决心的猜疑也会上升。

二是美国及其盟友都以意识形态为手段而非战略目标。美国的战略目标是防止其失去世界主导地位,推行西方政治制度只是维持同盟的手段。

三是美国及其盟友越来越多地把说谎、造谣当作重要战略手段,不仅用来对付敌手,也用来对付盟友,互无诚信、违背承诺已是见怪不怪。

四是美国的核心盟友减少,只剩英国、日本和澳大利亚等国。对美国而言,远离亚太地区的盟友,其战略价值大幅下降。美国抢走法国潜艇大单这类事情,今后难免还会发生。

对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以“网格同盟体系”概括拜登政府的同盟战略,阎学通认为,这与冷战“铁幕”不同。

“‘铁幕’隔绝所有往来,‘网格’只阻隔战略合作。美苏之间以及与对方盟友之间互不交往,而中美保持了许多非战略性往来甚至合作,包括贸易、投资、文化、教育、气候变化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美国的盟友一方面参加美国遏制中国的‘问题性俱乐部’,一方面与我国在更多领域进行合作。”

阎学通预计,由于“俱乐部式的同盟”效率不高,美国将不断建立此类同盟,以量充质。拜登政府外交团队深受自由制度主义思想影响,而自由制度主义者迷信国际机制,当一个机制不起作用,就建立新机制;当几个机制都不起作用,就想利用多个机制的联系发挥作用。“虽然‘小多边俱乐部战略’给中国崛起增加了新压力,但这种战略的效率较低,难以实现遏制目的。”

现在的美国已无力扩张战略力量向亚太集中

拜登上任时宣布“美国回来了”,但美国真回得来吗?如何看待今天的美国?

阎学通认为,美国综合实力是相对衰落而非绝对衰落。自2010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来,中美两国同时拉大与其他大国综合实力差距的趋势没有改变,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后依然如此。美国的综合实力只是与中国差距在缩小,即相对于中国而言是衰落,相对于其他大国仍是增长。

阎学通说,从政治角度讲,美国目前没有发生内战或国家解体的危险。当下的政治大分裂体现为对美国政府以往和当下政策的口诛笔伐,各种反思相互对立,形成不了一个主流认知。对此,拜登政府无力妥善处理,因而难以推动国内改革及恢复美国发展活力,其对外政策在国内受到的批评多于获得的支持,致使盟友怀疑拜登政府对外政策能否长期持续,故而采取选择性支持。“由于美国内部政治大分裂使美国失去活力,因此美国目前无力对外扩张。”

“有人认为拜登政府的对外战略像当年苏联的扩张,且始于奥巴马时期。我认为实际情况恰恰相反。”阎学通说,拜登采取的是收缩战略,而这种战略收缩始于奥巴马。

阎学通说,小布什采取全球扩张战略,发动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战争,强化美国对全球边缘地带的控制权。而奥巴马“重返亚太”战略,则是从中东收缩,把战略力量向亚太集中,以保住美国在世界中心区的主导地位。特朗普的“印太战略”是战略收缩的继续,从伊拉克撤军,为结束阿富汗战争制定时间表。拜登则加快收缩速度,匆忙结束阿富汗战争,放弃对中亚地区的战略控制。

针对一些国际媒体炒作中美“新冷战”说法,阎学通指出,“新冷战”取决于竞争的性质,而非程度。当前,中美双方都反对打“新冷战”。“冷战”建立在三个必要条件之上:核武器、以代理人战争为策略、以实现消灭对方政治制度的意识形态为战略目标。而在拜登政府任内,后两个条件难以具备。

新冠疫情助长“逆全球化”中国要加大开放力度

阎学通认为,新冠疫情给国际秩序带来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点。

一是疫情促使一些大国采取更多“逆全球化”行动——出台贸易保护政策、采取技术脱钩战略、限制国际交流和人员跨国流动。“逆全球化”趋势快速发展,其影响在疫情之后可能持续多年。

二是疫情削弱全球化的社会进步意义和吸引力。认为全球化是“双刃剑”,以及流行病、金融危机、恐怖主义、气候变化、网络诈骗、黑客攻击、两极分化等皆因全球化所致的看法大行其道,这刺激了“反全球化”和“去全球化”两种势力的壮大,降低了人们对全球治理的期待。

三是疫情提升了民粹主义的全球影响力。民粹主义强调建立一个强力政府,管好本国事务,少介入国际事务,因此反对自由贸易,提倡保护主义;反对参与全球治理,提倡孤立主义;反对国际主义,提倡极端民族主义;反对移民和人员自由流动,提倡严格管控边界。抗疫只能依靠本国政府的现实,也为民粹主义提供了案例支撑,推动民粹主义从欧美向更多地区扩散。

阎学通认为,面对“逆全球化”、民粹主义上升等现实,我国更应坚持改革开放,加大国际合作步伐。

“观察历史上大国崛起的成功案例,都与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直接关联。”阎学通说,当前大国战略竞争向数字技术创新优势聚焦。一方面,我们的国内改革有必要及时纠正不利于科技创新的规章制度,鼓励学术创新的百花齐放。“综合国力的提高建立在各个领域实力普遍提高的基础上。所有领域都应该提倡创新,使‘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的观念成为提高创新能力的普遍认知。”

另一方面,我国需要为扩大国际合作创造更多条件。对外开放包含“引进来”和“走出去”两个方面。阎学通认为,“一带一路”对“走出去”有较大推动作用,但我国还需要设计一个加大“引进来”的人才战略,切实解决大规模引进世界高级人才面临的难题。“能否利用全球人才的创新能力是赢得科技创新竞争的关键。如果我们的人才战略局限于十几亿中国人和海外华人,而忽略世界其他几十亿人中的创新人才,把我国科技创新能力提升到国际最先进水平是困难的。”

新华社 胡若愚 杜鹃 郭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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