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建设，要注意的问题是什么？
□ 谭维
艺术乡建过程有哪些问题无法避免？在城市化背景下华南乡村经历了怎样转型？怎么看待新农村建设中的“千村一面”？这是当下我国乡村建设、高质量推进乡村振兴过程中不可回避的课题。
当讨论我国乡村发展时，一定要先划分类型，而不是抽象地归纳出几条特征。我国乡村的区域差异非常大，不仅有北南方之别，还可以从西部、中部、东部来划分，东部的乡村基本上属于农民工的输入地，中部则为农民工的输出地。从全国范围来看，珠三角地区的乡村可归属为一种类型：它既是农民工的输入地，并且每个村都存在集体经济。
1980年代初，国家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其显著特点是“集体所有，分户经营”。到1990年代初，分下去的土地又再度收归集体，这在当时的珠三角地区是一种独特现象。为什么土地收归集体？因为有“三来一补”，当时香港有很多企业家到珠三角投资建厂。那时候农村用地相当放开，把耕地拿来盖厂房非常容易。盖厂房获得的租金收入，超过农业种植收入，所以农民都很拥护，把土地使用权集中起来，以集体名义建厂房出租。珠三角的农村小组有经济社、行政村还有经济联社。后来，经济社进行股份制改革，称之为股份合作公司。
股份制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集体经济。集体经济面向所有村民，人人都有份。而股份制是股东才有份，股东是“生不增、死不减”，股数基本恒定，不会因村民出村入村、出生死亡改变。股东的股权不能仅仅从经济学层面来理解，它是含有多重权力的叠加。2010年，广东省在佛山南海推行“政经分离”的改革试点，主要是把股份公司的选举和村委会的选举分离开来，即把股东的成员权和村民的身份权分开。如果二者搅和在一起，便牵扯到复杂的利益因素。由于股份是固化的、股民会逐渐老去，新生代便希望得到股份。
相关调查发现，新生一代的村民没有股权，他们成长为乡村社会的主体力量，就会要求相应的权利。在珠三角的农村里，目前存在股民和一般村民两类人。这个共同体要继续往前走，也许要依靠股份制转向集体经济的方式。南方乡村的转型，需要先从一个村庄共同体的内部来理解。
珠三角城市群里的乡村，也涉及城和村的关系问题，二者是互嵌关系，难分中心与边缘，既可称为“城中村”，也可以叫“村中城”。
全世界的发展中国家乃至发达国家的大型城市，都有贫民窟，这意味着住在贫民窟的人失去了土地，不得不依附城市生活。但在我国，虽然我们有2亿多农民工，可是农民工在家乡都有土地，对他们来说，土地不仅仅是生产资料，也是重要的家园象征，包含一种家的概念。即使农民工在城里遭遇挫折，他依然可以选择回到村里，或暂时回村过渡，所以有学者把农村视为“蓄水池”。
在这样的发展逻辑下，中国没有贫民窟，这得益于城中村。深圳房价挺贵，很多年轻人到深圳创业打拼，他们会选择住在近郊或者城中村。城中村的低成本集聚功能明显，它是通向城市化不可或缺的桥梁，降低人口集聚的门槛。所以，不要动不动就对城中村进行整体搬迁或改造，虽然政府可能会从土地财政中获益，但长远来看，并不利于一座城市的进一步发展。把城中村全部迁走，往后人口集聚的成本会变得很高，年轻人不愿意来，城市也就失去活力。
珠三角的乡村还有一对关系需要注意。早年很多企业都开设在村里，企业老板多是本地人，工人则来自四川、贵州等地，他们往往成群结队来打工。当中不免会出现劳资矛盾，矛盾集聚到一定程度，就会以“土客矛盾”的形式爆发出来。如今，珠三角的乡村，已经从劳资关系转为主客关系，即房东与房客的关系，矛盾要少得多。2018年，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有新的补充，非户籍人口在一个地方居住一年以上，只需申请并经过所在地的村民代表会议同意，便可以参加选举。珠三角乡村的主客关系，从原来的对立、并行，逐渐发展到现在的融合阶段。
当代艺术家梁岩曾经提到，“2000年，我开始在乡村拍摄摄影作品，就发现了乡村诸多现实问题，触发了我对乡村更深度的思考，并介入到乡村行动，这可能是最早的艺术乡建实践了。我不是简单地把城市的艺术放进乡村，而是通过艺术行动去建构社会的‘关系与桥梁’——建构人与人、社会、自然、历史等等的‘关系’，并通过建构，期以重建和修复那些丢失的传统文明中有价值的东西。从开始介入，到乡村恢复了相对成熟和稳定的良性发展状态，我就会慢慢退出，把它交给乡村的村民。但这必须需要有一个时间的过程，才能触动和激活乡村的关系网络。乡村有它自身的发展逻辑，单单一直依靠外部力量介入，肯定不是合理的方式。艺术家进入乡村，就像医生治病一样。当乡村久病不医、‘病入膏肓’，必须先‘把脉’诊断出到底是什么病，如果一上来就做大手术，外部强势干预，那么乡村很可能会被破坏掉。”他认为，乡村有显性和隐性两种价值，既有看得见的村落历史景观价值，还有看不见的且更重要的乡村伦理、族群等文明价值，后者是乡村秩序的构成基础，会无形地影响前者。
面对传统文化，我们常说“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今天，我们所恢复的乡村节庆有些抽离了乡村文化价值，变成了娱乐活动，成了嘉年华、狂欢节。做乡建，修几个房子很简单，要想触动乡村最核心的问题非常困难。要知道，乡村伦理秩序是乡村的隐性价值，重建恰恰也是最难的。
在乡建过程中，我特别强调“多主体联动”，推进不同主体之间的交流和协商，而非放大某个单一的主体权力，我认为这样能把问题缩减到最小。艺术家不是单一的、技术性的专家身份，要放弃精英主义的立场。
总结艺术家在乡村的多种身份，第一种身份是“启蒙者”。不是启蒙村民，而是启蒙一些当地的基层领导干部。以艺术形式参与乡村建设工作最难的是和他们打交道。他们大多的工作思路囿于单一的经济发展和逻辑之中。
第二种身份是当地人的学生。很多时候，社会往往对艺术家有一种期待，也有偏见，但艺术家有自身的局限，社会千万不要对此期待过高。我们每到一个乡村，都会小心翼翼地先做调查研究，借鉴人类学家的方法，了解地方性知识，谦虚地向当地人学习，经过大量深入论证，和村民等多方协商，才能慢慢寻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
艺术家的第三种身份是不同主体关系的协调人。乡村存在的矛盾基本上是结构性矛盾，我们无法解决根本性的问题。当地各主体都有不同的长期目标和短期诉求。我们把这些诉求和期待尽可能地进行协调，只有这样，介入乡村的工作才能逐步地往前推进。
第四种身份是日常生活的战士。艺术家介入乡建过程，会遇到很多自己认为“错误”的东西，要坚守艺术规律，要有自己的立场和态度，做到在力争和妥协间平衡，不放弃艺德底线，积极争取当地政府的支持，更不能够向资本妥协。
南方乡村的活力，不仅体现在集体经济发展方面，还因为其经济社会往往也可以给宗族性的活动提供一些支持。我认为，宗族是乡村基层社会的重要基础之一，好好利用它，是能够激发其公共性的。这是南方乡村非常重要的社会资源。如果说，其他的乡村建设行动是一种改造的动作，艺术乡建则颇有涵化的特点，即允许杂糅，在艺术介入之下，贯通乡村各个部分，达到和谐状态。
（作者单位：澳门科技大学、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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