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砖窑讲故事

近日，湖南省中方县一个朱元璋时期的明代砖窑窑址群逐渐揭开尘封已久的面纱。

提起明太祖朱元璋，很多人都想到“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经历了600多年的明代古城墙为何屹立不倒？刻在城砖上的“签名”又揭示了哪些秘密？随着考古人员对这个砖窑群的进一步发掘和深入研究，一段段隐藏在城砖中的故事展现在人们面前。

砖窑说——

我来自“朱元璋时期”

20世纪80年代，湖南进行文物普查，得知中方镇舞水岸边有明代砖窑群，就命名为“窑窿坡窑址群”。今年5月，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其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

资料显示，“窑窿坡窑址群”分布东西长约930米，南北宽约400米，为明代早期烧制城墙砖的官窑，是国内继南京官窑山遗址之后，发掘出的又一大规模明代砖窑窑址群，具有重要史料价值。

湖南省博物馆古器物研究展示中心主任、陶瓷专家方昭远说，明代烧砖官窑在全国很多地方都有发现，基本分布在长江中下游及其支流岸边的地方，便于水运至南京，用于建设明代初期南京都城的城墙。湖南的岳阳、常德、长沙等地都发现了此类官窑，窑炉形制相似，当时应该是按照统一的图纸建造窑炉，烧出的城墙砖也规格统一。

砖窑说——

那时就有问责追责制度

此次现场发掘的砖窑均为“馒头窑”形制，砖窑修建方式主要采取两种方式，一种为借用山势简单修整断坎断面后，在断面上向内深挖，类似“窑洞”；另一种则采取平地向下发掘一条斜坡道路，待深度达到窑室高度要求后，再向内深挖成窑。

据测量，现场发掘出的城墙砖普遍长44厘米、宽20厘米、厚12厘米、重量约20公斤，形制统一。

记者看到，一些城砖正面刻有“辰州府提调官黄载”“沅州提调官判官庞栋”等相关司吏姓名；背面则刻有总甲、小甲、造砖人户、窑匠等工匠的姓名。

“这显示出当时严格的追责制度，也是延续我国古代‘物勒工名’的做法。”考古现场发掘负责人奚培坤说，城墙是古代最重要的防御工程，其好坏直接影响一个朝代的安危。朱元璋时期，在全国各地广修城墙，为了保证城砖的质量，杜绝贪腐和偷工减料等现象，要求在城砖上刻上负责官员和各级制造者的名字，实施责任到人的制度。

在此次发掘出的城砖上，奚培坤等专家发现有好几位潘姓窑匠，而距离遗址不远的荆坪古村便是一潘姓大村，村内有始建于明末清初保存完好的潘氏宗祠。奚培坤等人来到荆坪古村查访时，在潘氏族谱中找到了城砖上刻名的“潘受七”和“潘万陆”等人。

“我们发现，后人在修订族谱时把这两位先祖的年代弄错了。比如潘受七，族谱记录的职业和姓名都能对上，却把出生年份写成了咸丰年。”奚培坤说，但同一批城砖上记载的官员黄载，史料上有记录他是朱元璋称帝后考上的科举，由此可以确认潘受七等人都是明代人。

砖窑说——

“高筑墙”有我一份力

经考证，确定“窑窿坡窑址群”烧造的城砖被荆州城墙所使用。荆州古城墙始建于春秋战国时期，曾是楚国的官船码头和渚宫，后成为江陵县治所。

荆州博物馆副馆长、副研究馆员贾汉清介绍，明朝建政后，建都南京。为巩固长江中游的军事防御力量，着力打造荆州城墙，征调荆州本府及邻近的湖南辰州、沅州等地砖石修建了规模宏大的荆州城墙。目前的荆州城墙是清代在明代城墙基础上重建的。

贾汉清说，在荆州古城的城砖上发现了和“窑窿坡窑址群”发掘出的同一批次的城砖。“目前在荆州古城上已发现了74批次产自湖南的城砖，像‘黄载’‘郭权’等人的名字都出现在了荆州古城的城砖上。”

专家认为，通过研究“窑窿坡窑址群”，可以对明代城砖官窑的管理模式、手工业制造水平有直观的认识；可以补充现有史料对当时各地城墙建设过程中细节记载的不足；同时，可以更有效了解明代初期湘西南地区社会管理与行政机构变迁的历史过程，有助于探讨当时行政、军事、民族管理等变迁的历史动因。

新华社长沙12月8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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