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的桃花源
石守谦教授从2007年开始主持中研院“东亚文化意象之形塑”课题项目，在之后五年左右的时间里，先后撰写了六篇有关东亚山水画交流方面的论文，陆续发表在台湾大学艺术研究所的《美术史研究集刊》和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学术期刊上，本书即为这六篇专论的结集。由于国内向来对日、韩美术史较少深入了解，更不用说从整体上来考察它们的互动关系，因此石守谦教授在此方面的研究具有学术上的开拓意义。山水画起源于中国，后逐渐为韩国、日本所接受，在拥有共同理念和传统的基础上，又延展出各具特色的在地文化。比如“净土”、“桃花源”等理想之境，在将理念付诸笔端，加以形象描绘的过程中，都与各国当地文化传统相结合，不断被再创作与辗转流传，生发出各种变种，塑造出既可相通但又面貌各异的文化意象，其间故事，颇值玩味。这种具有高度共享性的传统文化意象，正可以增进现代东亚国家之间的相互沟通与了解，寻求一个更大的东亚文化的视野。书名“移动的桃花源”——意指10至16世纪山水画在东亚的传播与发展。在这几个世纪当中，山水画发展成为东亚文化世界中最具代表性的艺术类型。作者以此为切入点，将之视为研究中、日、韩等东亚国家之间文化互动的考察对象。
□石守谦
折扇西传
相较而言，本书第六章所选择聚焦之折扇则数量可观，且早已形成东亚之特有形象，研究上较具优势条件。折扇起于日本，韩国接续仿作，早在10世纪时已经西传中国，为上层阶级人士争相追求的外来文化性奢侈品。在东亚文化交流史中普遍偏向注意源自中国的东传现象，与此对照下，折扇之西传及其在中国后来的发展也显得特别突出而引人注目。不仅如此，折扇本身除了表现出高度的工艺技巧外，扇面上也有绘画作装饰，其中有山水画的部分更是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让我们从这些物品的立足点来观察山水画意象随之所产生的一些有趣的变化。例如15世纪时中国开始发展的金地山水画折扇就是出自对进口日本折扇的制与竞争，但同时高度意识到折扇本身的随身性质，在16世纪时刻意在金地扇面上描绘隐居的图像，作为当时许多富裕的文化新贵在城居中表述林泉之志的媒介。而随着折扇至17世纪在中国社会中之逐渐普及，山水扇画也开始展现出市井观众的趣味，并意味着山水绘画由精英阶层独享进入城市庶民生活的新现象之发生。这些变化的出现皆与山水画之取折扇为载体一事有关，故在一般的卷轴形制作品中少有呈现。由此言之，中国15至17世纪山水扇画之发展使得日本折扇之西传获得了更深且广的历史意义。（第一章 导论）
折扇雅俗
为了应付这种相当大量的需求，他除了要维持画作的品质水准外，也在投入成本上有对应的考量。他的折扇山水画鲜少使用 他最具代表性的王蒙风格，便可由此角度理解，相较之下，较为粗放舒朗的吴镇风格笔墨不但适合不易擦的金地画面，而且费时较短。他之使用宋代的米家风格亦有此层考虑。1973年在江苏吴具洞山许裕甫墓 （于1613年）中出土了一把文征明的书画折扇，其上的雨景山水便是作米家风格，在水墨淋漓，烟云变幻之中，仍可见其轻快的速度。扇的另一面为文征明所书七言律诗《夏日睡起》，用的则是草书，应亦在取其快速的效率。这柄书画折扇虽然两面都是泥金纸本，但扇骨使用乌木，并不算十分讲究。据16世纪晚期沈德符（1578-1642年）的记载：“今吴中折扇，凡紫檀、象牙、乌木者，俱目为俗制，惟以棕竹、毛竹为之者，称怀袖雅物，其面重金亦不足贵。”乌木材质的折扇只是较为一般的“俗制”，不及棕竹、毛竹所制者的等级。文征明要女婿为他备料时，十柄只费银一两二钱，与沈德符所说的顶级折扇价格相去甚远，看来文氏对其用料之成本颇为注意。当然，他自己应该很清楚他的折扇价值不在扇体制作之精巧，而在其上的书画以及它们所表述的文化意涵。就文征明的扇画山水而言，它们的风格皆属援笔可就的简率一类，但仍刻意地展现构图与笔墨的高度讲究，尤其是在金地画面上墨色的丰富变化，确有其特殊引人之效果。而如许裕甫所拥有的这件《雨景山水》，虽未具体描绘想望的隐居场所，但其来自米家山水的渊源，本来就表述着一种对江湖生活的企求，很适于城居文化新贵的自我形象之形塑。文征明此扇之原主显然并非许裕甫本人，但其身份可能近似。许裕甫是富裕地主，也是像当时许多文化新一样，虽然历经多次乡试层级科举考试之失败，仍然设法取得了太学生的身份（或许经由捐纳一途），而成为文人社群中的新成员。对如此的成员来说，文征明的这柄书画泥金折扇不仅是珍贵的藏品、而且是能彩显其文化形象的绝佳物件，以之随身，最显高雅尊贵。这也是许裕甫以之随葬，陪他一起进入死后世界的根本理由……
选自（第六章 物品移动与山水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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