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林觉民

□廖华玲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这是匈牙利爱国诗人裴多菲在二十四岁时写下的《自由与爱情》。两年后，裴多菲在同沙俄军队作战时牺牲，用生命与爱情践行着自己的誓言。又过了六十二年，裴多菲“灵魂”附体在革命党人林觉民身上，同样二十四岁的他在辛亥革命广州黄花岗起义之前写下了情真意切的《与妻书》。三天后，林觉民在战斗中受伤被捕，最后被清廷杀害，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

知道林觉民，是因为辛亥革命；深读林觉民，是因为中学语文课本中那篇《与妻书》。记得国学大师王国维说过，“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辞脱口而出无矫揉装束之态。以其所见者真，所知者深也。”风流倜傥的才子林觉民，英年被害，虽还没有成为文章大家，但看似情意绵绵的文字中却有一股战斗檄文的力量。在辛亥革命110周年之际，重读《与妻书》，我们可以感受那场“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之变色”的惊天革命。

1911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准备发动第十次起义即广州起义前夕，林觉民从广州来到香港，迎接从日本归来参加起义的同志，当晚临江夜宿。起义的号角即将吹响，林觉民的思绪如江水翻滚，想起自己生死难卜，想起年迈的老父，想起弱妻稚子，于是疾笔诀别家书两封，写给父亲和妻子。

林觉民在《禀父书》中写道：“父亲大人，儿死矣，惟累大人吃苦，弟妹缺衣食耳。然大有补于全国同胞也。大罪乞恕之。”儿不能为父尽孝，心中有愧，可在“为天下人谋永福”面前，再文弱的书生也会大义凛然，为“起共和而终帝制”的目标尽大孝。林觉民和妻子陈意映虽然是奉父命结婚，但两人感情深厚，亲情、爱情不是想抛就可以抛的，于是他在《与妻书》中，用笔墨深情地回味起往日的美好时光：婚后不久，恰逢冬天的望月，“窗外疏梅筛月影”，“吾与(汝)并肩携手，低低切切，何事不语？何情不诉？”花前月下的浪漫，太值得铭记了！但却很难白头偕老。林觉民的文字没有停留在儿女私情之上，那支颤抖的笔一边安慰着爱妻，一边解释着，“汝幸而偶我，又何不幸而生今日中国！吾幸而得汝，又何不幸而生今日之中国！卒不忍独善其身。”这就是比生命与爱情更可贵的追求！

写信时，林觉民“泪珠与笔墨齐下，不能竟书而欲搁笔”，通篇《与妻书》中，可谓字字泣血。细细品读，那缠绵的文字不仅充满激情，而且好似一颗颗愤怒的子弹射向腐朽的封建帝王制度，在字里行间我们仿佛能看见徐锡麟、邹容、秋瑾等一大批像林觉民那样的青年俊杰、辛亥红颜在为推翻帝制、建立共和中舍生取义的革命身影。阅读《与妻书》，就是在阅读林觉民崇高的内心世界，阅读一个革命者的爱情观、生死观和幸福观。

年少时，林觉民在考卷上留下“少年不望万户侯”，志存高远；青年时，林觉民在手帕上写下《与妻书》，催人泪下；牺牲后，林觉民把自己写在了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墓碑上，千古永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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