聆听伯利克里的演讲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客观与主观
修昔底德（约公元前460—公元前400/396年），雅典人，古希腊历史学家、文学家和雅典十将军之一，以其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而在西方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记录了公元前5世纪前期至公元前411年，斯巴达和雅典之间的战争。因其严格、标准的证据收集工作，客观地分析因果关系，被称为“历史科学”之父。因在其著作中阐明了国家之间的政治行为与产生的后果建立在恐惧情感与利益基础之上，他也被称为“政治现实主义学派”之父。
因提出“使战争不可避免的真正原因是雅典势力的日益增长由此引起斯巴达人的恐惧”（《伯罗奔尼撒战争史》I·23），而被概括为“修昔底德陷阱”。
“……一言以蔽之，我们的城邦是全希腊的学校。我认为世界上没有人像雅典人这样，在个人生活的许多方面如此独立自主，温文尔雅而又多才多艺。这些并不是在这样的场合下的一种空自吹嘘，而是实实在在的事实，我们城邦的势力就是靠这些品质获得的……”
庆幸的是，执政官伯利克里在阵亡将士墓前的讲话被一位听众修昔底德记录了下来——否则，雅典的光辉形象会被遮蔽一半——当然，是否也因此而增添了一半呢。
伯利克里的讲话是望之俨然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众多演讲之一，修昔底德更像是一位时政记者，现场聆听，事后记录，或收集资料，编辑整理；据统计，这些演说词总共141篇，约占其著作篇幅的四分之一。
作为历史著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不如希罗多德的《历史》来得浩瀚丰富；作为战争史，《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不如恺撒《高卢战记》来得细腻生动；从军事史和战例的角度看，没有色诺芬的《远征记》更富有戏剧性感染力；从文学性看，更不如司马迁的纪传体通史《史记》那么鲜明丰满，栩栩如生！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开创性意义在于理性、中立和客观。修昔底德对自己的著作是有信心的，“一言蔽之，我所撰写的著作不是为了迎合人们一时的兴趣，而是要成为千秋万世的瑰宝。”
修昔底德约出生于公元前460年，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时，他已经30岁左右，正值雅典的极盛时期，也是古希腊文化的全盛时期。公元前424年他被推选为雅典的“十将军”之一，率领一支由7艘战舰组成的舰队，驻扎在色雷斯附近的塔索斯岛。
武能统帅三军，文能彪炳千古的巨人不多，色诺芬、恺撒、曹孟德、王阳明、曾国藩、丘吉尔不过数人而已，修昔底德显然也属于这个光荣序列。
斯巴达的军队围攻安菲波里斯，他接到求援后立刻率军增援，但在他到达之前城池已被攻破。当局认为他贻误战机且有通敌之嫌，就将他革职并放逐到色雷斯。人类因此少了一个可有可无的将军，却由此多了一个伟大的历史学家。
“我亲身经历了战争的整个过程，幸而我已成年，能充分了解这次战争的意义。为了明确地弄清这一系列重大的事件，我乃细心观察。事有凑巧，自从在安菲波里斯城下兵败之后，我便度过了20年流放的生活，得以密切地观察到交战双方的情况。而且因为自己闲着，便可以专心致志地对这些事进行深入的研究。”（《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5卷）
“闲着”——显然是人类文学艺术得以发展的必要条件，由奴隶供养的“闲着”的希腊滋生了地中海文明之光，也催生了历史学的诞生，懵懂的历史学方法论和历史哲学也由开启了其自身的历史。
修昔底德在今天通常被视为是“客观”“理性”的历史学家，这一称号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另一位古代史家希罗多德的衬托。希罗多德虽然被西塞罗称为“历史学之父”，也在这个名头后面还紧跟了一个“谎言之父”。
有人曾评论道：“尽管修昔底德比希罗多德只晚生了25年，但他们两人对历史的理解却大不相同；从希罗多德到修昔底德，史学几乎要进步一个世纪。”
《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舌战群儒，是通篇的亮点，而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类似的议会演说、陈述、辩驳接二连三，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
“在这部历史著作中，我援引了一些演说词，有一些是在战争开始之前发表的，有些是在战争期间发表的。有些演说词是我亲耳听到的，有些是通过各种渠道得到的。无论如何，单凭一个人的记忆是很难逐字逐句地记载下来的。我的习惯是这样的：一方面使演说者说出我认为各种场合所要求说的话，另一方面当然要尽可能保持实际所讲的话的大意”。这就是说，有些演说词是他亲自听到的，如伯里克利的葬礼演说；有些可能是他听别人说的，如在拉栖代梦同盟大会上科林斯人、雅典人以及阿奇达姆斯的演说词；有些是他根本不可能听到的，如赫摩克拉特斯在革拉会议上的演说词。
修昔底德的可贵在于他的历史哲学与方法论的自觉与自省，但下笔成文可能需要另当别论。很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在对待波斯问题上的隐秘的双重标准。波斯与希腊世代为仇，勾结波斯，无疑是一件充满民族正义感的道德指控。修昔底德在记载斯巴达与波斯结盟的具体史实时着墨甚多，而在谈及雅典与波斯勾结的情况时则闪烁其词，有意回避。原因很简单，因为他和伯利克里一样，是一个骄傲的雅典人——而雅典是全希腊的学校。斯巴达与波斯合作是可耻的，而雅典即便与波斯合作，那也是正义的，属于曲线求国。
修昔底德尽可能冷静理智，以平实白描的笔法描述人和事实，又以一般原则为标准进行评判，但原则一旦遭遇爱国（雅典）主义激情，也难免变形走样。客观与主观的抵牾看似关乎诚实与公正等人格品性，而从当代新历史主义和语言哲学的角度看，主观是无可逃脱的宿命，无论多么客观的照相机，也摆脱不了自己天然的机位和角度，以及相机的视野和各种技术参数。
今天的我们对于希腊的理解或想象，又经过了无数层滤镜的反射、折射、衍射，与真实希腊的距离就更为曲折和遥远。单是翻译这一层滤镜，就足以增添无数的附会与或遐思。
“……中国如今是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辛亥革命时期的杨度的《湖南少年歌》在流行文化的层面上加固了斯巴达人果敢、好战、英勇不屈的形象，几百年后一个名为“斯巴达克斯”的罗马奴隶揭竿而起，动摇罗马帝国似乎也不奇怪了——其实两者八竿子也打不着。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开篇，频繁出现“拉栖代梦”这个词汇——斯巴达所在的伯罗奔尼撒的东南部，有时指代斯巴达——这是一个多么浪漫的名称啊，和斯巴达一点也不搭啊。
Athens，翻译成雅典——天造地设，似乎刚刚诞生就成了“郁郁乎文哉”的古代文明的雅致经典。
我们通过语言这一符号系统获得的雅典印象，与修昔底德的真实经验到底有多大的距离？
如果有可能，我的遗愿清单第一条就是穿越到古希腊，站在修昔底德的身后，聆听伯利克里的演讲。凌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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