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北平的红色文化
宋淑玉
为抵抗日本帝国主义者的野蛮侵略，北平人民前仆后继，英勇奋斗，流血牺牲，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从“九一八”事变后学生南下示威到声势浩大的“一二·九”运动，从卢沟桥的抗日烽火到平西、平北等抗日根据地的创建，从公开的武装斗争到各种形式的隐蔽斗争，谱写了一曲曲全民抗战的壮歌，也形成了抗战时期北平独具特色的红色文化。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在那血雨腥风的年代，全体中华儿女众志成城、共御外侮，为民族而战，为祖国而战，为尊严而战，汇聚起气势磅礴的力量。
“九一八”事变后，因国民党政府不抵抗，清华大学讲师吴其昌愤然绝食。“一二·九”运动爆发，极大地推动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冯玉祥“以抗日为第一要事；不抗日，惟死而已”，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奋勇杀敌。“是好男儿，舍身报国”的吉鸿昌发出呐喊：“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在抗日战争时期达到全新的高度。
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
中华民族历来崇尚气节，抗日战争期间，“宁作战死鬼，不当亡国奴”的呼声此起彼伏，亿万中华儿女恪守民族大义、维护民族尊严、投身民族解放。
著名历史学家陈垣气节不改，在讲坛上大讲顾炎武的《日知录》和全祖望的《鲒埼亭集》，激励学生爱国，表现了高度的爱国精神和民族气节。中国大学教授蓝公武在课堂上公开宣传抗日，怒斥汉奸，宁愿挨饿也决不收汉奸送来的东西。著名京剧大师程砚秋拒绝给敌人唱戏，罢歌息舞，避居青龙桥归耕务农。国画大师齐白石不事敌伪，节操自守，正气凛然，并以纸笔为武器，怒斥日伪。国画大师张大千拒绝出任伪职，宁死不做汉奸。京剧艺术家杨小楼在古都沦陷时，毅然息演……他们虽不曾战场杀敌，但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挺起不屈的脊梁。
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抗日战争期间，在京华大地上，涌现出一批不畏强暴、以身殉国的英雄人物。“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中国守军29军副军长佟麟阁说：“战死者光荣，偷生者耻辱；荣辱系于一人者轻，而系于国家民族者重。国家多难，军人应当马革裹尸，以死报国。”在南苑保卫战中，他率军英勇抵抗，壮烈牺牲，时年45岁。132师师长赵登禹在指挥部队后撤时壮烈牺牲，仅年39岁。人称“小白龙”的白乙化，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他就向校长申诉：“大敌当前，还能有心求学吗？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吾当先去杀敌，再来求学，如能战死在抗日杀敌的战场上，余愿得偿矣！”人称“智勇包司令”的包森，作战勇敢、战功赫赫。1942年1月在燕山口内果河沿一役中，包森率领七个连，毙俘敌伪中佐以下近千人，创造了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绩。还有“宁可站着死，也不跪着生”的刘恭，宁死不屈的晋耀臣……正是以这种与敌人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中国人民才战胜了强大的侵略者。
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中华民族屡经挫折而不屈，屡受磨难而不衰，靠的是自尊自信、奋发图强、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
抗战初期，国内出现了“亡国论”和“速胜论”的错误观点。1938年，毛泽东发表了《论持久战》，科学预见抗日战争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并明确指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
这一重大战略方针，极大增强了人们坚持抗战的决心和信心。面对日伪的“治安强化”运动，抗日军民团结一致，采取机动灵活的战法，反“扫荡”、反“封锁”、反“蚕食”，同敌人进行殊死斗争。广大人民踊跃支前，英雄母亲邓玉芬的丈夫和5个孩子在前线以身殉国；延庆海坨山五里坡的杨金花为保护文件跳下山崖；顺义焦庄户村党支部书记马福以地道为依托，与八路军并肩战斗……同时，根据地通过建设“三三制”、精兵简政、减租减息、大生产运动等，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正是靠着顽强的斗志和必胜的信念，中华民族最终赢得了抗日战争的辉煌胜利。
（摘自《人民周刊》202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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