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个人经验出发抵达更广阔的世界
□新时报记者 钱欢青
在信息大爆炸的碎片化时代，真正的对话何其艰难。那些甚嚣尘上的网络论战常常会让我们觉得，社会被撕裂成互不可见的碎片空间，很多人只能自说自话甚或失语。在这样的时代语境之下，一场真诚的对话就显得弥足珍贵。人类学家项飙、《单读》主编吴琦，两代学人，跨越北京、牛津、温州、杭州、上海五地，历时三年完成了一场谈话。《把自己作为方法》正是这场谈话的实录。
这场漫长的访谈，从项飙教授的个人经验切入，追索其一系列超越自我和面向世界的思考。最可贵之处，也许不是精彩纷呈的见解，而是一种审视问题、思维操练的方法——在“自我”泛滥的潮流中，如何给自己定位，在全球化的年代，如何创造性地建设身边的小世界，在思想受困的社会，如何回答宏大的命题。
“对话精神”
关注《十三邀》的人一定会注意到项飙。项飙以一个学者身份而广为人知，正是因为许知远的这档节目。项飙1972年生于浙江温州，1995年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完成本科学习。这一年许知远入读北大，在他眼里，项飙已经是个传奇——在大学期间，项飙已经因为关于北京的“浙江村”的研究声名鹊起。1998年项飙获硕士学位，2003年又获英国牛津大学社会人类学博士学位。如今，项飙是牛津大学社会人类学教授、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社会人类学研究所所长。其著作《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全球“猎身”：世界信息产业和印度技术劳工》等广受好评。
与让人“不明觉厉”的学术经历不同，项飙与吴琦的对谈却以一种自然、直白的方式进行，这也是两人对谈前确立的“对话精神”——不需要理论框架和参考材料，直接从生活经验中抽出历史认识，坦诚而开放。项飙说：“非常重要的是，在访谈的时候我们不能用学术的语言，说的话都比较实在，是不假的话，也是我已经想得比较明白的话。只有想明白了，才能用大白话讲出来。把模糊的想法清晰化，能够用直白的语言表达出来，需要很高的造诣，所以访谈也是一个自我提高的过程。”
这样的“对话精神”也让这本书变得“可亲可敬”，如许知远所说，《把自己作为方法》正是他期待已久的一种对话，这本书让他想起以色列前总理西蒙·佩雷斯和罗伯特·利特尔的对话，“回答高度个人化又极富延展性，它既镶嵌进具体历史情景又随时会通向一个意外的方向。它将个人思想、时代精神、众多人物，巧妙地编织在一起”。《把自己作为方法》让许知远看到了这种“迷人的特质”，“它从个人经验出发，抵达一个更广阔的世界”。“乡绅气质”
访谈紧扣项飙的个人经验展开，这也正是他在整个访谈中反复强调的“要从个人经验出发去理解世界”，也就是书名所说的“把自己作为方法”。因此这本访谈，能让人清晰看到项飙的个人经历对其学术生命的意义。
童年经历于是必然会成为话题。对项飙影响比较大的人是他的三舅舅，一个很聪明的人，对身边事情的观察非常敏感、到位，“就是他能对身边的事情形成一个图景。比如说做年糕，他会把从浸水、攒米到火候掌握很系统地讲出来，能够把其中的道理勾勒出来，事情和事情的联系也就清晰起来，形成一个图景”。对项飙而言，“图景”这个概念很重要，“理论”在拉丁文里就是“图景”的意思，给出一个理论，就是给出一个世界的图景。他写过一篇文章叫《作为图景的理论》，“意思就是说理论其实不是给出判断，而是给世界一个精确的图景，同时在背后透出未来可能的图景”。
项飙认为，对身边的事情形成一个图景其实并非易事，“我们现在跟年轻人谈话，让他坐下来讲一下他们班、他们学校的事情，主导意识是什么，每个人的动机是什么，能够分成几类，大部分讲不出来。这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种训练。大家一定要对自己生活的小世界发生兴趣，有意识地用自己的语言把自己的生活讲出来，做一个独立的叙述”。
项飙说，正是这种童年环境让自己可能成为一个比较有乡绅气质的社会研究者。什么是乡绅气质？乡绅首先不喜欢现代知识分子，不喜欢启蒙式的高高在上的知识分子；乡绅气质的研究者跟调查员也不一样，“乡绅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把自己的那个村的情况摸得很熟，能够形成一个叙述。而且这个叙述是很内在的。什么叫内在呢？就是能够把多数人活在这个系统里面的味道讲出来，他能够说清楚这个系统是怎么靠里面的人和事叠加出来，而不是靠外在的逻辑推演，所以他用的语言也基本上是在地的语言，是行动者他们自己描述生活的语言”。
童年时期养成的观察生活的爱好，和对乡绅气质的理解，让项飙在大学期间就展开了有关北京的浙江村的调查，这一调查让他一举成名。毕业离开中国之后，项飙就在一个宽松、开放、世界性的环境中工作，过着连绵、紧张而自律的精神生活。然而十多年前项飙回国调查时还是发现了令他惊讶的现象：很多地方院校的老师，“除了重复新闻报道的话语之外，对当地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说不清楚。大部分地方院校的老师其实对自己身边的生活兴趣很小，看一下学术期刊上写什么文章，就往上套，主要目的是进入那个话语体系，而不是观察身边的世界。他们也承认这是巨大的问题，但还是没有兴趣，可见这种分裂有多么严重。在这种情况下造出来的学术话语完全没有意义”。回到意义本身
《把自己作为方法》涉及方方面面，从个人经验出发，为的是更好地认识世界。因此在对谈中，项飙在追索一系列超越自我的问题时，涉及了对中国社会半个世纪以来的变化、知识共同体、全球化与民粹主义、人类学方法论等众多问题的思考。其中也涉及当下中国年轻人在互联网上最大的共鸣——“丧”。现在的条件变好了，自由度变高了，人们开始有自己的Fun了，结果却陷入了一种普遍的沮丧，好像一切都没有意义了。
对此项飙认为，Fun的意思就是能够对事情本身发生很大的兴趣和热情，不需要外在的回报来刺激热情。艺术、数学这些东西都是很好的例子，可能是人的本性。但其他工作，比如研究性的、公益性的，会牵扯到很多很繁琐的细节，却是要有一种持续的热情，不能完全靠自发，而是需要通过教育。这其中，找寻意义就变得非常重要，而意义的寻找依然要从自我出发，“我们读书，理解人类社会的规律，都一定要和自己这个人发生关系，否则搞艺术是为了美，好像是一个服务工作，去取悦人。大家要倒过来看，不要想着去取悦，要想着自己怎么可以fun。即使很简单的服务行业，比如在饭店，如果认真去观察，也能很fun，像个小作家一样去看各色人等，每个人经过前台时有什么不一样，怎样跟他互动……如果给员工很大的自主性和空间，让他觉得自己不是机械的一部分，而是作为一个社会人在跟人打交道，也会有很多创新”。
因此，“重要的是一定要回到人本身”，“我们这些年改革，在老百姓的生活里，其实是一个生命意义、生活意义转移的过程。读好书、考好学、找个好工作、家里给买房子，一指是将意义外化转移，到最后没有必要转移了，就要回到人本身。国家也是这样，过去任何问题都首先是经济问题，经济发展了，好像其他都能解决。但你看现在的民族政策、内地和香港的关系、青年的问题，靠经济发展都解决不了，而且经济也不可能无限发展，不可能给每个人一架私人飞机随便开，所以越来越回到意义本身。意义不是虚无缥缈的人文精神，而是来自人和人的关系怎么构造，这跟经济有很大关系，回到物质资源如何分配、社会关系如何协调这些问题，但不一定建立在生产劳动的基础上了。”
在这一个意义上，对个体生命和时代、历史而言，关键是怎样形成一种意识，来“平衡自己的历史来源和自己现在的行动”，项飙认为这是“真正的英雄”，“真正的英雄不是改变世界，而是改变自己生活的每一天”，是从个人经验出发，抵达一个更广阔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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