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遇害之谜
李大钊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他的道德、学问和文章影响和哺育了五四时期一代先进青年。 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惨遭反动军阀杀害。那么，是谁出卖了这位革命领袖？他又是如何遇害的？残杀烈士的凶手伏法了吗？
慷慨赴难
1926年3月底，李大钊等人接受了苏联同志的建议，将国共两党在北京的领导机关迁入位于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西院的旧俄国兵营内。
1926年9月的一天，京师警察厅侦缉处长吴郁文接到警察厅总监陈兴亚的命令，让他马上派人到北郊警察署审理共产党的案子。侦缉二队队长王景有和四队队长杨恩华带人赶到北郊警察署，看见警察正在审问拷打一名在街上散发传单时被抓捕的人。
经过严刑拷打和“多方劝导”，此人招供自己叫李渤海，是中共地下党员。李渤海叛变投敌，将李大钊隐匿在东交民巷俄国大使馆之情报及其他党员名单供出。吴郁文、陈兴亚大喜过望，马上报告了张作霖。
1927年4月5日夜，按照张作霖的密令，陈兴亚召集侦缉处长吴郁文等人秘密开会，制订抓捕李大钊的行动方案。
英勇就义
李大钊从被捕到就义，在狱中共22天。
李大钊被捕，举国震惊，中共党组织和各界进步人士千方百计进行营救。
蒋介石给张作霖拍来密电，要求“速行处决，以免后患。 ”
1927年4月29日张作霖下令杀害李大钊。李大钊就义前留下的遗照，神态慈祥，目光和悦，泰然自若，第一个从容走上绞刑架，牺牲时年仅39岁。
凶手伏法
1949年2月2日，北平市公安局郊七分局局长朱文刚奉命带领8名警察和中央警卫团1个班前去接管国民党警察局外七分局管辖的功德林监狱。当他们走进一间大房子里，朱文刚看见靠墙处摆放着一座庞大的绞刑架，便问道：“你们用这个洋玩艺处决过死刑犯？ ”
一位留用的旧警察回答：“听说用它绞死过贵党首领李大钊，那以后好像再没用过……”
朱文刚闻听心中一惊，骑上自行车，匆匆赶往市公安局汇报。
北平市公安局长谭政文听了朱文刚的汇报后，马上报告了北平市委书记彭真。彭真立刻意识到，杀害李大钊烈士的绞刑架是一件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文物，应当妥善保管。他指示谭政文，由市公安局文保组的民警配合市政府文物接管组的同志，把绞刑架从功德林运送到北平历史博物馆 （中国历史博物馆前身）。
这座绞刑架是北平市文物接管组接收的第一件文物，被编为0001号，摆在陈列室最醒目的位置。
杀害李大钊烈士的凶器被意外发现，引起市公安局民警追查杀害烈士凶手的念头。1951年6月5日，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兼侦察处长冯基平收到一封来自铁道部公安局的绝密信函，信中写道：
“本部房产管理所中统特务分子阎振郎反映：原李大钊同志被害之主谋人，即当时张作霖之侦缉处长吴郁文，化名博哉，现住在北京鼓楼湾菖号，希望迅速调查处理为荷。 ”
冯基平马上叫来副处长狄飞，把信递给他说：“你来负责这项工作，一定要抓住杀害李大钊同志的凶手。”狄飞把这个任务交给了调查科侦察员温振海。
第二天，身着便衣的温振海到鼓楼派出所从户口底册上查找到一个叫吴博斋的人。登记显示此人69岁，汉族，北京密云县人，无职业，住在旧鼓楼大街4号。温振海心中暗想：“吴博斋”与密函中提到的“吴博哉”谐音，只差一个字，年龄也差不多，极有可能是同一个人。温振海决定前去探个虚实。
来到旧鼓楼大街4号房前，屋门没有锁，温振海借口找人走了进去。他看见屋里有一张床，床上歪躺着一个老头。温振海走上前去，关切地问：“老人家，您病了吗？ ”
“唉!老了，活不了几天了。”老头一边唉声叹气地说着，一边用异样的目光死死盯着温振海。
温振海从老头的目光中察觉出他不是一般的人。为了不打草惊蛇，他退了出来。从老头的邻居处，温振海了解到，这个老头就是吴博斋。
为慎重起见，狄飞又安排侦察员查阅了接管下来的敌伪档案，提审了在押的国民党北平市的中统、军统特务，证实吴博斋就是吴郁文。
1951年6月20日，吴郁文被抓捕归案。吴郁文对策划、抓捕李大钊的罪行供认不讳，人民法院根据他所犯罪行，判处其死刑。
之后，杀害李大钊的主要凶手陈兴亚、雷恒成、王振南等相继落网，逐一伏法，这是对李大钊等革命先烈的一个告慰。 张福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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