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斯通老师：“如果我在那里死去”

唐纳德·斯通教授

讲座上的斯通教授

斯通老师：

您多次提起，假如自己年轻几十岁，一定改念汉学。现在您去了另一个世界，想必愿望已经实现。既然您学了汉语，我就用中文给您写信吧。您说自己内向，但也因此健谈。2018年秋——那时我是您的助教，也负责照顾您的生活——一起去上海的路上，您足足侃了六个小时，我没插上几句话，中途实在撑不住就睡着了。您倒是精力旺盛，还趁机改了两篇论文。现在，病痛的折磨刚刚结束，您得好好休息，就换我说您听吧。

上次通话时，您无力地躺在病床上，记性有些不如从前了。您还记得吗？谈起弥尔顿，您总爱提起您的一个同学多年前做的梦。寂静的书房里，一位老人合上了厚厚的书，是某个没有名气的文艺复兴作家全集的第八卷，老人悠悠转过身，叹气说：“书读尽了。”老先生是您在哈佛念博士时的一位老师——著名的弥尔顿专家布什教授（Douglas Bush），他是您钦佩的先生，您在哈佛“最有学问的老师”。您和他有些相似，也提过自己把特罗洛普（Anthony Trollope）近五十部小说全读完了的“烦恼”。布什教授是您博士资格考试的考官之一，他没有像如今的美国教授一样故弄玄虚，问您有什么理论高见，而是说：“斯通先生，你喜欢狄更斯的小说吗？你既然很喜欢，为什么呢？”他称赞学生的论文，总是夸奖说有“同情的见解”（sympathetic insight），您也这样称赞北大的学生。您带我们读书，也同样真诚，一点不做作，偶尔炫学的时候，总不忘自嘲：“法郎士（Anatole France）的小说我当然看过——情节想不起来了，看来是白看了。”

这话您是在故宫东华门外说的，那是2018年国庆，刚看完清初“四王”的画展。前一年的中秋我也和您参观了故宫的赵孟頫特展，那是我在北京念书的第一年，书画馆还在西边您熟悉的武英殿。穿过午门，您说：“故宫看似游客多，但一进大门都笔直往前走了，我们要看好东西得左转。”我们的学术兴趣并不相似，您把我当成朋友，是因为我们都爱好绘画。看古画展，您总是谦虚地说我给您讲解了很多，实际上往往是您在给我介绍。“四王”的风格，我并不能轻易辨识，您看不清英文标签，但总能认出哪张是王翚，哪张是王原祁；倪瓒的萧疏凄冷，王蒙的繁复稠密，您更是老远就看出来了。您最爱的是马远的《山径春行图》，还把这幅画的复制品贴在卧室的墙上，“这样醒来就能看见”。您也爱名声不大的画，比如明代周臣的《流氓图》《渔乐图》，您喜欢其中人物的生动。故宫、国博、国家美术馆、上博、清华，每次看展览，您都是滔滔不绝，懂英语的游客也偶尔围过来一起听，问我您是不是中国艺术史专家。我向您转告后，您总是满意地谦虚几句。展览见得最多的，是我们都欣赏的董其昌。我只是爱他清雅高华、博采众长、兼善诸体；您却另有一套道理，说他像法国画家塞尚一样，“以传统之名发明了现代主义”，我后来也鹦鹉学舌跟人这么说。另外，对传统的毁灭、延续，也不只是您的中国画史观。

您不但懂画，还熟悉整个中国艺术史，西方艺术更是您的专长了。作为出色的文学教授，您总是半开玩笑地说：“文学，我略懂；艺术史，我可是专家。”2019年夏，您带我参观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我总怀疑您其实比他们的策展人更熟悉馆藏。您走到哪里讲到哪里，活像博物馆的无线讲解器。不只是大都会，您还熟悉弗里克博物馆、华盛顿美术馆、卢浮宫、泰特美术馆……博物馆是列不尽的，您每年冬天在北大举办的“艺术之都”讲座就是证明。您最骄傲的事情，是给北大赛克勒博物馆捐赠了六百多件艺术品，大都是您用节省下的退休金“捡漏”淘来的。十多年了，您每个秋天都在课余为赛克勒的特展奔走忙碌，一字一句地用“不听话”的旧电脑——您的电子产品总是不听使唤，记得您还写了《双手机记》（“A Tale of Two Mobiles”）和《老唐现在没有手机了》（“Donald Is Now Without Cellphone”）——写下展品的说明，后来终于换上新电脑了，现在却用不上了。您常常带病工作，记得您在信里说：

课上的学生们八成没有注意，我今天实在太累了，一直顶着病（鼻塞、溢泪、喉咙痛等等）。在博物馆待了两个小时，摄影团队一路追着我拍，然后我又逃回公寓去（摄影团队也拍我怎么走回去）。刚才我收到了导演担心的邮件，他注意到我今天看起来很累，说如果我要去买东西，他可以帮助开车载我一程。我明早还是得走路去五道口做每周的采购，然后去家乐福买三十二盒巧克力，送给所有帮忙设展的人（我每年都这样做）。回来之后，我打算一直休息到展览开幕。我冰箱有一盒从食堂打的汤，这样明天就不用大冷天出门吃晚饭了。

这是2017年的邮件，那时您也已经快七十六岁了。

每年的大展都是北大的盛事，报道的记者很多，您总是乐于分享自己的收藏生涯。当然，您也苦于接连不断的采访，为荣誉（您最难拒斥的诱惑）所累；2018年的冬天，您作为外国专家受邀赴人民大会堂观看演出，几乎是“舟车劳顿”，回来已是深夜，您也疲惫不堪，悔不该去。不过我知道，您对艺术的爱、给世界各地博物馆的捐赠，都是无私的，和虚荣无关。2019年冬，一位好友在北大参观赛克勒博物馆，正见您一个人拎着袋子、背着大包、驼着背，专心致志地看着自己捐赠的展品，他拍下了那一幕给我发来，那一刻的真实很动人。那天您是路过博物馆去看看，正准备到畅春园请以前的学生们（现在也当老师了）吃饭，袋子和包里一定是您给他们的孩子们精心挑选的礼物。您对我们慷慨，自己却很节约。从中关新园回来，我总会在您那儿“顺”点东西，或是小说，或是书画图册，或是您最爱的五道口枣糕。您总担心做助教的同学工资不够花。用您额外补贴的钱买了空气加湿器给您，您却觉得我们是自掏腰包。您自己买瓶矿泉水却会为了便宜五毛钱而绕远路，衣服、行李箱也总是修修补补。初来美国时，我借住在您的公寓，看到您冰箱的沙拉变质了却不舍得扔，只撕掉坏了的边角，添补一些新鲜的黄瓜、菜叶，第二天继续吃，还笑自己是“吝啬鬼”，而满屋的艺术品、藏书，却都大方地许给了各大博物馆、图书馆。我说您身体很好，不用担心遗嘱、捐赠等身后事，您却总把所有事情都当作最后一次来珍惜。

2018年冬，统计本科生的期末分数，您翻着记载历年成绩的笔记本说：“明年本子就要用完了，这大概预示着什么。”我没有接茬，只是撇开话题。后来中美之间几乎断航，2019年果然成了您最后一次回到北大。2020年初，您激动地说要带我参观波士顿美术博物馆、您的母校哈佛，没过多久却说总觉得累，可能去不了了，我开始有些担心。美国新冠疫情爆发后，容易焦虑的您，却变得乐观镇静，津津有味地重读起了《十日谈》，自己身处水深火热的纽约，却安慰起在罗德岛的我来。我给您寄去抢购的口罩，您收到后说这样就没什么可担心的了，还用英国诗人华兹华斯的诗句调侃疫情下的隔离：“修女不嫌道院房舍狭小。”（Nuns fret not at their convent”s narrow room.）

5月时，很久没收到您的微信和邮件，问了您的老友罗伊，才知道您走路摔伤了脊椎，瘫痪在床。病情稳定后，与您通话两次，您有些糊涂了，电话打了十多分钟，又问我：“你是辰宇，对吧？”第二次通话时，护士没有给您扶着听筒，电话掉在了地上，您只能急促地高喊呼救：“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无奈的呼喊声撕心裂肺，我在电话这头，举着手机，淌起了眼泪。很久都没有人帮您捡起听筒：“你好！你好！你好！我在接一个中国打来的电话。你好！你好！你好！我在接一个中国打来的电话……”刚打通电话时，我说了我在美国，没法回到国内，您也听明白了，可您心里念着的还是中国，还是北大的学生、赛克勒博物馆的朋友。那次通话时，您说以后可能就终生瘫痪了，但是“因为中国，我有了精彩的一生”，现在只需“一天一天地过，把每次醒来都当作福”。后来您病情恶化，转院频繁，疫情期间无法探视，也联系不上您。我经历了疫情等的打击，才体会为什么您总防备着无常，也总想起您5月时分享给我的摘自《纽约客》的照片：病人卧床，墙上挂着莫奈的画。您用美国诗人威廉斯（William Carlos Williams）的《红色手推车》来解说：她的生命全维系在那幅画上了。可惜您在病床上，没有喜爱的画在身边。

您是爱诗的，曾提起虽然后来专攻十九世纪文学，但念博士时考虑过研究十七世纪抒情诗。微信往来间，英诗名句您总是脱口而出；调侃禁足在家，您说：“石墙并不造就监狱”（Richard Lovelace, “Stone walls do not a prison make”）；“天气恶劣就坐下看我的书”（Thomas Wyatt, “And in foul weather at my book to sit”）。我提起要做关于法国诗人阿波利奈尔（Guillaume Apollinaire）的报告，您也翻出1962年出版的法文诗选《如果我在那里死去》（Si je mouraislà-bas）来读。您知道的，选集标题里这首诗作于1915年1月末，写一战士兵普遍的焦虑——害怕死后被忘却；诗人假想自己化成了“活在一切事物里的被遗忘的记忆”（Souvenir oublié vivant dans toutes choses）。您说自己念到末句时哽咽了：

哦，我的唯一挚爱，我的痴狂

mon unique amour et ma grande folie

诗人在战争中负伤，恢复后又染上“西班牙流感”，于1918年去世。您最后的日子里的痛苦，也和肆虐的疫情有关。我也大概能猜想，您的“挚爱”和“痴狂”是什么，您曾说“我希望我被火葬，骨灰撒在北大校园里”（I wish to be cremated and the ashes dropped on the Beida campus），那里有“世界上最好的英文系”和“地球上最好的学生”。

“小友” 辰宇

又及，以前看书里说，咱们学院已故的梵文学者金克木先生特别能讲，学生来看望他后出门准备走了，他还能“一手把着门”，站着说上半小时。这不就是您吗？右手扶着401公寓门把手，挥左手道别，却又总提起新的话题；为了说得尽兴，还常送我到楼下，把着7号单元门接着聊；有时干脆陪我走到中关村大街的天桥边，站在路口再说一会儿。我总是找机会打断您，让您早点回去：“好好休息，下次再聊吧。(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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